刘伯承被逼做检讨 千名将军含泪敬军礼

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

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

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刘伯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了创建南京军事学院。中共1958年5月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出现了反对军队工作“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刘伯承和他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

两个月后，刘伯承被要求出席批判大会，当着一千多位军队将领的面做检讨，但是奇迹出现了，这一千多将领却向他起立敬军礼，并三次报以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

开始受到批判之时，也有少数了解刘伯承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多年和刘伯承共事、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志为说：“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也发言想保护刘伯承：“刘伯承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伯承出面，但在上海治病的刘伯承，接到电话，也不得不立即进京，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批判”正等着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错误。

刘伯承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检讨”材料。陈毅去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就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一百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虽然毛泽东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的政治气氛中，刘伯承抱病也要出席全体会议。

当时的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从1927年南昌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中共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却要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但是刘伯承没有想到的是，当7月10日，他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全场一千多位将军起立，举手向刘伯承行了军礼，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

刘伯承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检讨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和鼓掌，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主持人反应过来后，喝令起立者坐下。

刘伯承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准备好的检讨，当他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伯承的同情。”

当刘伯承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鼓掌，目送刘伯承慢慢迈出批判会场。

刘伯承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对刘伯承“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挺身为刘伯承辩护，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一直很重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培养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

话未说完，就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并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该名部长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责任编辑：楚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