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签发“尚方宝剑”

当时的核潜艇设计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就是白纸一张，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参观过由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座试验反应堆，可到那儿一看，我才发现，那样的反应堆根本就不能上艇。核潜艇武备也没有，当时我们仿制苏联导弹的工作才刚刚开始。鱼雷更不用说，别看鱼雷是老兵器，但制造难度相当大，现在世界上能独立设计制造鱼雷的国家连十个也超不出去，远比能造导弹的国家少得多。另外潜艇的通讯、导航都是空白。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们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核潜艇工程开始进入冬眠期。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701所所长陈佑铭奉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之命，从外地赶到北京报到，担任09工程(即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但谁都没有想到，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以后，船舶工业各工厂、科研单位普遍陷入瘫痪状态。核燃料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武斗，核潜艇反应堆燃料棒的生产被迫中断。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300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中很多人是从批斗会场赶来的。9时多，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气宇轩昂地走进会场。很长时间没穿军装的聂荣臻元帅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军服，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元帅的话掷地有声：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这项工程，不能等！不准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聂荣臻会后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个“特别公函”，要求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核潜艇研制工作。这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是中央军委给核潜艇工程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最大支持！

所有被迫停产的工厂、科研所都逐步恢复了工作。核潜艇技术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据统计，建造第一艘核潜艇所需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表和附件有2600多项、4.6万多台件，电缆300多种、总长达90余公里，管材270多种、总长30余公里。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2000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美国人折腾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

在核潜艇被迫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提出核动力研究不能只凭一腔热情蛮干，稳妥第一，最好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充分研究改进后，再安装到潜艇里去。不久，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被秘密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反应堆试验终于如期达到预定要求。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被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中国有了船用核反应堆，但如何将它变成潜艇的中枢，却茫然无所知。

核潜艇总体所所长夏桐与总设计师黄旭华为此事一起商量了很久。有一次，黄旭华突然冒出的一句话提醒了他，“听说国外有一种核潜艇玩具太逼真了，美国都不让卖了”。对啊，夏桐猛地想起，我们闭门造车在这里空想管什么用，难道就不能先造一个“超级玩具”，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步修改完善？夏桐的一个奇想引出了做一个1∶1的核潜艇模型的大工程。颇为有趣的是，一时间研制部门中最为忙碌的竟是几个木匠，他们都是通过最严格的政审和技术考核筛选出来的，即便不是鲁班再世，也是诸葛重生。核潜艇的模型完全是按1∶1的比例用木头制作的，它有着逼真的五脏六腑，甚至连里面的电话也是木头造的，宛如一个超级大玩具。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加快核潜艇研制步伐较为关键的转折。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197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

(责任编辑：七月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