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当时我方电讯器材奇缺，武汉会战时通信兵团曾冒险至湘北岳阳等地撤收电线电话，以图抢运后方应用，只因战局逆转过速，措手不及，以至当时电讯传播极为困难，甚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省主席张治中欲得一具电话都不易，其困难由此可见。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骑车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讵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人员已不知去向，仅有三数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各处士兵也点上了火，大火也就如此一轰而起。

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二团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前省主席）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它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第二日我们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

张治中事后问明真相，大错业已铸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矣，他情知不妙，准备东渡湘江，一走了之。事经九战区司令长官获悉，急电留在长沙处理善后。时蒋介石适在南，问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拟即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以上这些话都由蒋介石的侍从官转告各部下。

中央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三人得到相当优待，眷属可随时会见送饭。警备两个团官兵全部交由二十军编收。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反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颇表不满，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作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长沙人怨气冲天，因张治中幸免于罪，且反而出任政治部主任，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此更虐而谑矣。

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于死地，盖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之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于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

（华宣恩，浙江宁波人，黄埔军校毕业，1938年长沙大火期间任副营长，1948年赴台，后移居加拿大，晚年回宁波养老）

（责任编辑：铭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