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郑观应还与人集资13万两，合办天津塘沽耕植畜牧公司，耕植全部采用西方的方法和机器进行，同时，还参股投资于煤矿、金矿、玻璃公司和书局等。至此，郑观应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家。

正当郑观应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上海，给了他致命打击。 早在1882年的初冬，上海的《申报》就刊出了武汉有钱庄倒闭的消息，到了1883年年底，上海的78家钱庄也倒闭了68家。正在建厂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未能幸免，出现了未开办先亏损的局面。郑观应为此焦头烂额，遍求亲友帮忙清还各方欠款，还自己拿出2万两，用来弥补股票下跌的亏空。

1884年3月，中法战争爆发，爱国心切的郑观应立即自荐，奔赴广州参加抗法斗争。恰在此时，由他所保荐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杨桂轩因亏欠公司钱款出逃，郑观应受到牵连而被太古洋行起诉，在香港被拘禁，最后，郑观应把在太古的全部私产作为抵债，还另外赔偿了白银5000两，才算结案。

隐居著学，《盛世危言》

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澳门的郑家大屋，过起了隐居生活。这一年，他43岁。

在经历一段惶惶不宁的日子以后，郑观应开始静心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多年来对时事的思考。

郑观应对时事的思考，正是从澳门的苦力拐卖现象开始的，早在上海经商之时，郑观应就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针对时势的评论文章，已经成为著名的维新人士，但他用毕生心血写下的著作主要只有3本书，一部是成书于1873年的《救世揭要》，另一部是写于几年后的《易言》，如今，隐居澳门的郑观应又把早年写作的这两部书进行了精心的修订和扩充，终于在1892年完成了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在《盛世危言》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话：“首为商战鼓与呼”，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他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应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并成为这一观念的最主要的倡导者。他说“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应以“商战对商战”。《盛世危言》的问世，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因而很快轰动了社会，好评如潮。

思想主张，以飨后人

1921年6月15日，发行于上海的《申报》上登出了一则讣告：“清授荣禄大夫、原任广西左江道郑公陶斋，于夏历五月初九日寅时寿终。郑观应，这位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同龄，又与国运同起同落的洋务实业家、维新思想家，于1921年6月14日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局公学宿舍内病逝。他给历史留下了一部饱含忧国忧民思想的著作《盛世危言》。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是受过该书的直接影响。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十分喜欢《盛世危言》，他曾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盛世危言》使年轻的毛泽东意识到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今天，郑观应的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在中国已经加入全球经济化进程的时候，如果能重温19世纪末郑观应关于“商战”的种种思想，以及百余年间几代人参与国际“商战”的经历，注定能够带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责任编辑：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