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9月，邵逸夫抵达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已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相形之下，娱乐活动十分单调。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趁机开拓小城镇市场，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各处找空地搭帐篷放映天一出品的电影。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手写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村到处张贴。电影广受欢迎，两人的劳累程度也与日俱增。

邵氏兄弟思想并不保守，但在天一成立之初，影片总体思想倾向就已定下：宣扬“旧道德、旧伦理”。像《女侠李飞飞》的广告语，“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又如《忠孝节义》，“影片张扬的就是亘古不变的忠孝节义”。

1931年3月15日，明星公司拍摄的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戏院上映，票房甚佳。此时的邵逸夫眼见对手抢先，立刻乘船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一路晕船吐得死去活来不说，到美国西海岸时轮船触礁沉没，邵逸夫也落入水中，却因为死死抱住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天之后等来了救援的船只。

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这么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上岸后，他立即去了好莱坞，买回了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其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薛觉先编剧并主演，一时石破天惊，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据说在泰国放映时，有观众硬是把音响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以后每次放电影时都要派专人保护音响设备。

《白金龙》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粤语片，仅在广州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60倍，更创下了票房过百万的奇迹，而当时一栋房子也不过上千元。

邵氏的发展一路看涨，至1937年抗战前夕，其在东南亚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抗战结束后，老二邵屯人创立了“邵氏父子公司”，“父子”指邵屯人和他7个儿子；“邵氏兄弟公司”则是指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公司。当时，父子公司在香港，负责拍片；兄弟公司在南洋，负责投资；“邵氏父子”的一切支出必须向“邵氏兄弟”报账，标准的“亲兄弟，明算账”。

由于邵氏父子经营不善，1957年，邵逸夫奔赴香港，全面接管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机构，并更名为“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值50岁之时，邵逸夫的单打独斗，才刚刚开始。

电影：长期称雄香港市场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影坛有三大势力：邵氏、电懋(国泰)和左派的长城与凤凰公司。邵逸夫立足香港初期，最大的对手是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当时比较之下，“电懋”显占优势：陆运涛亦有南洋院线基础，又较邵逸夫早两年登陆香港，麾下曾云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华人编剧名家，女明星的数量也远大于邵氏所有。

然而，上天却似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帮了邵逸夫：1963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乘坐飞机时发生意外。从此，“邵氏”开始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年，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影城竣工，在这片矗立于清水湾山道上的建筑中，除了进口柯达的底片，不出大门便能做出一部电影来。邵逸夫本人的别墅则位于影城的山顶。影城内的邵氏公司试片室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从60年代初起，他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9部，一年700部。有人放言，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说：“我晚上只睡1个小时，其余时间便是工作”。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成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

看得多了，邵逸夫便将别人的精彩之处化入自己的影片中，邵氏拍片的速度着实惊人：每年40多部电影，截止到1987年退出电影市场，共拍了1000多部；获得过金马奖、金像奖等几十项大奖。

据说邵氏最盛时，每天有100万观众光顾旗下影院。《江山美人》、《貂蝉》、《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大醉侠》、《独臂刀》等影片都曾享誉海外，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完全疯狂”，有位老太太连看100多场，在台湾引发黄梅戏热潮；1972年，邵氏《天下第一拳》作为进军欧美市场的第一部香港电影，发行到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掀起新一轮功夫片狂潮。

那是邵氏的黄金年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影片……邵氏声势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