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煎熬的痛苦。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待材料的分上。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只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她写的是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关露写“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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