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与俄国签订的这个《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还是一个在沙俄武力威胁与外交讹诈下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较之崇厚所订条约，在分界与商务方面，中国收回了一些重要权利，也堵塞了此后很可能使沙俄势力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隐患。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重新争回国家权益，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之艰难外交，从而使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

曾纪泽在这次中俄谈判中面对重重困难，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很好地利用了当时对中国有利的各种客观因素，百折不挠。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他往返与俄国代表交涉300余次，“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始终如一地坚持中方立场，不为利诱，不屈淫威，大智大勇，折冲樽俎，以罕见的毅力与坚忍，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对于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一名外交家的优秀素质，连俄方代表也不否认。热梅尼在谈判中致吉尔斯的信中说：“他（指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怯弱形象。但是，曾纪泽的成功不可能根本改变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的真实面目，新疆的收复、伊犁的索回也不能使清政府建立起自尊自强的信心。中国在腐败的封建王朝统治下，仍然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任中国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一直密切关注着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举动，并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干预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战争爆发前，法国总理茹费理曾经与曾纪泽会谈，希望曾能够说服清政府对法让步，达成协议。茹费理对曾纪泽说：“中国赋予你全权和崇高的个人地位，因为你有关于欧洲与法国的知识，这个地位是适当的。既然如此，你就应当说服你们国内的政治家，不要固执他们的主张，向他们解释与我们和平地达成协议是如何的必要。这样，中国和我们都能从越南的邻睦关系中获得果实。”

曾纪泽没有让他满意。他告诉茹费理，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人不愿听到妥协的声音，赞成和议的李鸿章在国内受到很多谴责，被人指为懦弱。他对茹费理说：“我或许熟悉欧洲，但我是中国人，我定然更熟悉中国。”曾纪泽以委婉的外交辞令拒绝了法国总理的游说，反过来，给这位狂妄自大的侵略者以一定的心理压力。

法国政府终于发现，曾纪泽与李鸿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外交家。曾纪泽从一开始就坚决地站在法国人的对立面说话，与法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是诱使中国政府接受和议的重要障碍。更为可怕的是，曾纪泽很有外交活动的能力，他"能令各国新闻报并法国许多新闻报纸，替中国说话"。

1884年4月，法国政府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向李鸿章提出了中法议和的四项条件，其中一条赫然要求“迅将曾纪泽调离巴黎”。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法国政府终于逼迫清政府召回了在战争中不断向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的曾纪泽，使曾纪泽最终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施展他的才华与抱负。这是曾纪泽个人历史的悲剧，更是中国近代外交历史的悲剧。

（责任编辑：昭君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