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柳诒徵被聘为国文历史教授，并曾任史地部和历史部主任。东南大学时期，他主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文法理工诸科学生，不论选读与否，大都趋之若鹜，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得水汇不通。”柳诒徵“对来学之士，无不因材施教，诲而不倦，且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谈到他在南高师受三位教师的影响最深，即刘伯明、柳诒徵和竺可桢。他当年报考南京高师时，由于体格瘦弱而被认为不符录取条件，后柳诒徵力陈其成绩优异，提请复议，因而得被录取。在学期间，柳之教泽，使他终生受用不尽。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志学，柳诒徵认为，各省县的志书，卷帙浩繁，比国史所记载尤为详备，应该充分利用，以补国史之所不足；二是图谱学，柳诒徵曾引宋人郑樵语：“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并亲创以搜求图谱和实物为职志的史地陈列室；三是史料学，柳诒徵曾引黄梨洲明儒学案语：“学问之道，以自己用得着为真”，强调史藉如烟海，必须有方法加以选择。并认为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所说的两种方法，“裁篇别出”和“重复互注”，是做学问必须具备的功夫。而在张其昀离校毕业时，柳诒徵在其纪念册上仅题“守约”二字，告诫他读书不宜广而宜专，并向他解释说，“重要的书宜分精读与浏览两类，对精读者必须自始至终丝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点，虚心涵泳，融汇体察，如此方能贯通领悟；至于浏览者，仅系供参考之用，庋藏储备，随时调阅，能提要钩玄，明其大体即可。”张其昀所在的一班国文系一班学生十多人，经他精心培植，以后在学术上都卓有成就，除张其昀外，如缪凤林、景昌极等人，因而吴宓曾评价为南高东大“空前而绝后”之最优秀之一班。

柳诒徵著述极丰，其力作有《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历史要义》等，而“把史学与哲学相结合，是其治学的特色”。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册，约一百余万字，“每编分章分段，紧接于段落后必附引经史、诸子百家语，以及现代中外学人的谠言伟论，藉供读者的彻底了解。书中所纪俱系前言往行，简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证今，以今鉴古，期能于历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谬误，而后折衷至当，以成定论。”其《中国历史要义》一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诚、史义、史术、史化十大篇。有的学者评价该书，“更见精采，美不胜收”，“在我国的史学名著之中即以之持与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实斋的《文史通义》相较，要亦可以先后比美。”

除了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诒徵“诗文书法”也“俱足名家”，“为文不论说理、记事及其抒情，无一不精”，被人推许为“直入六朝堂奥”；其诗则得到吴宓“雄浑圆健，充实光辉”的评语；而“书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隶，几无不能；尤以隶书笔法，与其师李瑞清相近”。

对这位学术大师的治学成就，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曾有一番较全面的评述，他将其与梁启超相比：“近以吾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联镖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徵。两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皆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皆归宿于儒学，而以论道经邦、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目的；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为家喻众晓之文；皆视诗词为余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

 “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

柳诒徵在南高、东大和中央大学之时，平素给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长须，平日身着长袍马褂，一尺长的旱烟杆系着黑布烟袋，始终不离手中；无时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学生见面行礼，他总是拱手作答，最为谦虚。言语幽默诙谐，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抗战期间，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一天，柳诒徵有事与一随从一起入兴化城，岗哨卫兵照例盘问其居住地址，柳诒徵竟哑然无以为对，哨兵斥之离去，柳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门城内建设厅长住宅，岗哨始准随从入城通报，由建设厅长到北门迎接后方得进城。以后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诒徵却连连夸奖哨兵训练有素，忠于职守，并自嘲说：“这是报应，我平时当老师时常给学生吃鸭蛋，此次我连吃三个鸭蛋。”说毕大笑。但“紧要关头”，柳诒徵却“自然不肯马虎放过”。抗战胜利后，柳诒徵选聘为江苏省参议员，凡关乎国计民生之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一次开会时，省主席及各厅长均列席被质询，当时教育厅长曾为一件事指责议员吹毛求疵，柳诒徵先生当即抗声而起，手指某厅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是我在高等师范时的及门学生，何以这样糊涂，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须知道议员是代表人民行使神圣的任务，你们不过暂时负一时治权责任，应当小心，敬听主人翁代表的意见。没有民主修养就不配列席会议，就不配做民主国家官吏。”想不到一个“低头菩萨”竟成“怒目金刚”，教育厅长一时被训斥得面红耳赤，呆若木鸡，不知所对，而全场则掌声不已。

（责任编辑：七月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