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立孔教的思想深处，康有为还有一个深入的考虑:中国如果灭亡，如何复国，而复国的希望，就是藉孔教之海外传播，保存中国文明的种子。他通观历史：“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户，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在他看来，一国之存，不在人种，而在文化。文化若存，复国有望。文化若灭，纵使人种犹存，亦无异于全灭。故而其倡议传播孔教于海外，又有保存中国文明种子于海外之心思。他的高徒，也是后来纽约孔教会的创办人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其所言亦康有为之所欲言。

 

 

康有为深信世界必趋于大同，而儒学则是实现世界大同中的核心文化元素。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将儒学中的“仁”诠释为宗教的“博爱”，所谓“仁者，天地凡人类之同也”。“诸教皆本于仁”，“智、仁、勇三字，括尽天下道理”。所以，儒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的。1904年康有为在赴欧途中写成《意大利游记》，阐述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变化：“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又说：“且观今者欧美风俗人心，与中国正相若，其去性善自由，皆甚远也”。既然欧美的道路无法“渐至大同”，则只有孔教可救世界。故康有为言：“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在康有为的文化想象中，欧美人对于孔教的海外传播，将击掌欢呼，“且喜吾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梁启超曾择发康有为的意旨说：“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康有为关于成立“道学”一科，并将该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派出海外的建议虽然未能得到实现，但他所创立的孔学会藉海外华侨之力，在海外得到蓬勃发展。东南亚、日本、朝鲜、美洲，都有孔庙学堂的建立。康有为自述：“鄙人于戊戌之年，开孔教之会，立大同学校于日本之横滨，与门人徐勤，实始创圣诞之纪念大典，祁祁学子，莘莘俎豆，吾华之群商及日本之元老大隈伯、与其大臣犬养毅等，咸来行礼。自是推行于海外，日盛而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