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过来，严酷的封建专制让举国上下一潭死水，长夜无歌。臣关系变而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后来则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死节愚忠观念。在这种国家政权之下，当权者人人噤若寒蝉，谁敢轻易发表不同的声音？不但大多数人“不说话”，少数人说了，留下白纸黑字，会招致更大麻烦。焚书坑儒，以言贾祸，史不绝书。即使偶尔有正直之士敢于发出一点称世之音，虚骄自大的最高统治者又何能听得进去？例如，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八个总督中只有一个摇摆观望，其他都反对依靠这些愚民的骗术“扶清灭洋”；还有一大批巡抚持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和还是战的关键时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徐用仪、袁昶、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绪皇帝面前直言，坚决反对向各国宣战。他们义正辞严地指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国乎？”（《清史稿》卷466）可是，在专制制度下，独栽者不但听不进去这些常识，还把他们的脑袋砍掉！这样的专横残暴，在一些有法治传统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也是不容许的。例如，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第39条就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而在中国，时至19、20世纪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在慈禧一类宗法专制者的头脑中仍没有任何位置。这当然不是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认可专制权威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加上民间社会力量尚不足牵制这些专制统治者，使他们无法为所欲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也就难以建立了。

 

中国人造出世界第一张纸，却没有确立书写自由的制度。“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可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仍然是独裁专制的勾当。

 

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他们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应再揭的旧疮疤，请再看看两年前的景象：几个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狭隘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书籍的大行其道。另一本《中国没有榜样》更声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他们的口号是：“西方不是上帝，美国不是救世主”；“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激情之书；澄清中国观念谬误的清醒之作”。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中国帝王只知道当别国的“榜样”，却不知道吸纳外国的先进经验，他们从来不屑于“蛮夷之术”，以致当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在国门耀武扬威时，还有人沉浸在“刀枪不入”的幻觉中难以自拔。《论语·述而》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认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准则是包容，取之所长弃之所短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以先进国家为榜样并不等于维护他国利益，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本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