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对《礼》中蕴含的教学方法也给予了充分的发挥。他十分重视《学记》关于教学中的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理论。他说：“使人晓解之法，但广开道示语学理而已。若人苟不知晓，亦不偪急牵令速晓也。……师当随才而与之，使学者不甚推抑其义而教之。……但为学者开发大义头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达也。”(《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之所以要启发诱导，是因为“但开发义理而不通达，使学者用意念，所得必深”(同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之所以要因材施教，是因为“力不能向，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即教学不可能按主观意志行事，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如果不按学生的接受能力，“务欲前进，诵习使多”，“进而不顾其他”，只能使学生负担过重，那是失败的教学方法。因此，他主张，既要使学生“学而时习之”，又要使学生有“退息”的机会。他说：“教学之道，当以时习之”，又必须使“学者疲倦而暂休息”(同上)。这种“习”、“息”结合的主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是可取的。

 

此外，孔颖达主张教与学都要在钻研和精通“经义”上下功夫，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首先做教师的必须钻研和精通“经义”，这是教学成败的关键。他曾批评有的教师“不晓经义，但诈吟长咏以视篇简而已”(同上)。只是叫学生“诵文而已”，没有把经典的真正道德教给学生，没有引导学生了解经典的本文，这样的教师是不合格的。他还批评有的教师“既自不晓义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问难……若已有解之然也”(同上)。这样的教师更是根本失去了做教师应尽的职责，是自欺欺人。

 

关于《易》，他说：“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视观察，象天地而育群品……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周易正义·序》)就是说，学习《易》的意义与作用，在于使君臣、父子、夫妇各守本分，从而“五常之教”便可得以维护。

 

他通过《易》的阐释，论述了“教化其民”的思想，证明了“三纲五常”的永恒合理性。

 

孔颖达所谓“教化其民”，即是加强政治伦理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以维护等级制度。他认为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更是不能搞乱的。他说：“天尊在上，泽卑处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周易正义》卷二)又说：“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周易正义》卷一)“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周易正义·系辞上第七》)在这里，他把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说成是自然之理，因此它是合理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

 

孔颖达还用《易》的“天即自然”的观点，论证“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的。他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者，因王位之言广明家人之义，乃道均二义，非惟人事而已。家人即女正于内，男正于外，二义则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同于男正位，故曰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者，上明义均天地，此又言道齐邦国。父母一家之主，家人尊事同于国有严君，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既家有严君，即入不失父道，乃至妇不失妇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后为家道之正。”(《周易正义》卷四)在这里，他把“家人之义”与“天地之义”撮合在一起，阐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关系是出于“自然”之理，而这种尊卑上下的关系更可以扩大到社会国家。每个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妇不失妇道。这样便可以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由此可见，孔颖达所谓“自然”之理，并非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给“三纲五常”罩上一件“自然”的外衣，从而证明它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人间“正道”。他所谓的“王化”或“教化其民”，实质是通过教育的手段，维护与巩固统治秩序。

 

关于《春秋》，他说：“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史所职之书。……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一字所嘉，有同华兖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肖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求也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春秋正义·序》)就是说，《春秋》是政治评价的典范，是永恒的政治价值观。学习《春秋》的意义与作用，在于褒善贬恶，为统治者所鉴戒。

 

总之，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