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种种进展，但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雾之中。例如，在这部小说定稿420周年之际两岸出版界这次不约而同推出的校点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在绝大多数读者和相当部分学者眼里，仍然是个谜。

　　古典小说与文化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胡令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我们认为萦绕在人们心头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也是该破解的时候了。”

　　《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

　　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

　　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

　　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

　　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着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

　　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