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着名的“怪才”，虽满腹才华，但仕途不顺，历时21年，7次科举考试都落榜，至晚年依旧是一名穷苦秀才。

　　据史料记载，徐渭字文长，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万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幼年失母、青年丧妻、困顿科场、辗转幕途、畏祸致狂。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为其写作动机之一。

　　明嘉靖年间，浙江总督胡宗宪领兵于江南抗倭，因战争需要，招募参谋，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选中。徐渭成了胡宗宪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计策，屡屡立功，因此深得胡宗宪倚重。

　　但是后来，恩人胡宗宪入狱，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错乱，不断用锤子敲击自己的头脑，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狱。后来，当朝状元张元忭和翰林院编修陶望龄等组织了各方力量，极力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将其释放，徐渭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徐渭，又娶了几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终。

　　徐渭的坎坷经历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是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潘承玉认为，正是这种病态促使了徐渭能从“审丑”的角度来创作小说，在他的笔下妇女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妻不为妻，僧不为僧，《金瓶梅》开创了我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另一段历史记载，同样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与沈炼同为“越中十子”，沈炼长徐渭14岁，又是徐家的女婿，两人交往甚密，沈炼平时对徐渭颇为照顾，经常介绍“越中名士与徐文长相往来”，因此沈炼对于徐渭来说不仅仅是亲人，还对他有知遇之恩。

　　沈炼后来考取了进士，有朝廷锦衣卫经历。不久，蒙古骑兵进犯京师，首相严嵩纵容奸党将领畏敌不前，使京师附近被焚掠，还任意残杀百姓，虚冒战功，蒙骗朝廷。举朝默默之际，沈炼愤然上书嘉靖皇帝，历数严嵩纳贿误国、“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请求皇帝罢免严嵩以谢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动嘉靖帝对严嵩的信任，被贬谪的沈炼又着诗针砭时事。严嵩之子严世蕃下令，无论如何要铲除沈炼，成功者重赏，“大者侯，小者卿”。这年9月，沈炼被诬告为邪教“白莲教”首领而被斩首，两个儿子也被杖杀，远在江南老家的长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潘承玉认为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

　　《金瓶梅》作者虽然在小说中写明时代背景为宋朝，但是学术界公认，《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与明代嘉靖朝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

　　至小说结尾写“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仓皇让位，继帝随后与上皇皆成阶下囚，“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国亡家破，西门府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则明显带有明代灭亡的预言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