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庆二年(1568)，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时代早了约20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潘承玉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从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和深入考究小说文本两方面双管齐下开始的。从1997年起，他在内地《中国文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外文学》等海峡两岸的期刊上陆续发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义：金瓶梅作者的隐微情怀》等论文，逐渐揭开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面纱。

　　潘承玉考证了大量古籍，从“绍兴老儒说”入手，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头。据潘承玉考察，明万历年间流传的各种《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学生陶望龄；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龄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龄本人不喜欢通俗文学创作，所以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极有可能就是徐渭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原稿。

　　万历二十四年，陶望龄的好友袁宏道到绍兴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龄为老师写的《徐文长传》，同时也看到了徐渭的遗作。随后，袁宏道连续做了3件事：也为徐渭创作了一篇《徐文长传》，文中同情“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写信向朋友盛赞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学家；写信对朋友说，《金瓶梅》“云霞满纸”，是他至今为止读到的最好小说。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没有被时代埋没，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龄与袁宏道的极力推崇。

　　根据潘承玉的对比研究，《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惯性，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发展

　　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高度肯定了潘承玉“徐渭说”在迄今约70种《金瓶梅》作者说中的突出地位。

　　其他一些着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黄霖教授，主张王世贞说的河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着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

　　不少中青年学者则以潘承玉的研究为基础，直接参加到对《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论证之中。他们相信，沿着这条学术路径走下去，一定可以彻底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