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有人认为，辜鸿铭在慈禧太后过70岁生日(1904年)时候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叠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无疑反映了慈禧复杂的人生。

　　内与外

　　慈禧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1 8 6 0～1 9 0 8年)，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汉臣的倚重，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从其对待不同派系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有个基本的执政底线，即不能威胁其个人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朝中重要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 1 8 6 6年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

　　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指手画脚，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也可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把慈禧吓得半死。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