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之合

　　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国外学者曾用“航海家”与“水手长”、“理论家”与“实行家”、“董事长”和“执行董事”、“海洋”与“海岸”等多种比喻，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
 

　　(一)

　　天安门广场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由毛泽东手书，碑文由毛泽东撰文、周恩来手书。毛泽东的书法笔走龙蛇，气势恢宏，周恩来的手书藏锋守锷，井然有序。这座纪念碑是他们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象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有他和周恩来两人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在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高于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其后的四十余年，他们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的格局。可以说，两人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分歧乃至文化心理上的隔膜，然而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他们相知互信的合作关系。回首往事，毛、周心路历程的盘郁错杂、跌宕起伏，总能引发人们的无限兴味。毛、周合作关系的长期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这首先自然是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负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其他的重要原因还有很多，我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由差异产生的互补效应。毛泽东、周恩来在出身、经历、性格、气质、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爱好特长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其主导性方面来说，并未成为他们之间合作和沟通的障碍，而是相反相成，产生出巨大的互补效应。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另一位哲人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毛、周的政治合作正是一种基于差别性产生的和谐，也就是和而不同。毛泽东富于激情，举重若轻，有纵横江海、气吞山河的气势；周恩来则富于理智，举轻若重，有经纬万端、各得其宜的才华。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毛泽东的务实与理智，周恩来的激情与浪漫，在许多领域和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

　　日本学者鸟居民认为，毛泽东偏于理想主义色彩而周偏于现实主义色彩，二人互补性很强。1957-1958年间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现了他浪漫主义者的色彩，而周恩来的务实色彩及勤奋工作，对于弥补毛的不足，挽回一些重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① 美国学者约翰·吴德施指出：“在性格上，周与毛互有补充。他们是国民生活中两种成分的象征：一种是几个世纪以来受统治者们和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大众，另一种是受儒家思想熏陶而难于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处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凌辱，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束手无策；于是思想激进起来。两种成分汇合，形成红色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②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特写还作了这样的评论：周恩来的才能“一直同毛的任性而富于幻想的才能配合得很默契。毛的天才表现在探索广泛的理论问题，不像周那样擅长管理行政大小事务”。① 但是，并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所有相异之处，都能和谐相济，特别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段时间，他们相互的不同之处，有许多不仅不能互济互补，而且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的障碍，这主要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定落后因素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