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期间倒台的老干部，当他们被赶下台，削职为民以后，长时间地“靠边站”，使他们有了“旁观者清”的方便。在插队落户或“五七干校”养猪、种菜、犁地、耕田之时，自然使这些长期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中央首长和各省负责高干们，重新和一般群众或是乡下老百姓有所接触，亲耳听到人民的呼声，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啊，原来事情并不像中南海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而对中共统治大陆多年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警觉，结合青少年时期培养的爱国激情和革命理想，于一旦东山再起时，也就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贡献出来，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以免像周恩来那样含恨九泉。因此，在1977年、1978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复出时，确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那时，老百姓也闻讯而喜，奔走相告，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政治局面。

　　陆铿还十分钦佩邓小平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一股“顽固”劲。他在书中写道：
 

　　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3年的做法，是要把毛泽东留下的摊子，彻底整顿一番，把毛泽东定下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动乱彻底结束，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上来，让百姓喘一口气。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这在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他和刘少奇对于中国大陆主要矛盾的估计，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过了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弯路，现在邓小平回头论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点，邓小平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而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横下心来，反映了邓小平的“顽固”劲。他之所以能三落三起，也就是靠这点“顽固”劲。1974年在毛泽东“绵里藏针，人才难得”的批示下复出，1975年掌握中共中央工作时，接见各省市大员就表现了这股“顽固”劲。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