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胡适对特别护士徐秋皎开玩笑地说：“明天是3月8日，妇女节。这里的女监狱官可以释监了吧？”第二天，胡适给大家讲起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往事。他说：“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作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求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说到这里，胡适大笑起来。他还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6页)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病住院，胡适住在特一号病房，梅住在特二号病房。3月12日是个星期日，胡适让王志维把他对梅先生要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过去播放。不久，胡适收到台北某中学数十位同学的慰问信，这让他十分感动。胡适在医院里经常开怀大笑，朋友劝他，他却用杜牧的诗句“人生难逢开口笑”来作答。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胡适的病情有所好转。到了3月25日，胡适已经能够在床上坐起来吃饭。4月3日，他开始下床，并能在轮椅上坐半小时。这说明疾病的危险期已经过去。

　　4月13日，胡适与身边的人谈起“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可见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风趣幽默。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提倡怕老婆不仅仅是一种幽默。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

　　4月22日上午11时，胡适病愈出院，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院长高天成向记者表示：胡博士在医院里曾做过20多次心电图，从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以后还需要好好静养一两个月，不能多会见朋友，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进行演讲。希望爱护胡博士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注意这个问题，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第二天，胡适在一份“启事”中感谢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他的热情照顾。他说：“我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二、渴望工作，不听医嘱

　　4月27日，胡适对人说：“我是不把病当作病看的。一个人到了要死的时候，就让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当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地恢复。我第一次心脏病好了的时候，我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纪把下半世纪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纪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还可以让我再透支的话，我还是要透支的。”说罢又哈哈大笑起来。(《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转引自《胡适年谱》第938-9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引者按：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49页记载，这段话是4月29日讲的)

　　离开医院以后，因为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胡适不可能安心静养。尽管如此，他5月31日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结果还是比过去有所进步。为此，医生劝他再休息一个月。6月10日，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胡适对值班秘书王志维说：“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放在铁箱里的一个小皮箱内。这个小皮箱有一暗处，平时不大看得出来的。我就放在这个暗处里。我身后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诉你我的遗嘱放在什么地方。”听了这话，王志文感到非常惊骇。他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了吗。但他活到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的长寿！”胡适回答说：“希望如此。”(《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74页)

　　6月16日，胡适为了感谢照顾自己的工作人员，他留下王志维、胡颂平和金承艺三人共进午餐。午餐开始后，胡适举起酒杯对他们说：“希望明年今日，我已经是一个自由身。——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工作。不像这四个月来一点事也没有做”。6月19日晚，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和大夫宋瑞楼、顾文震来看胡适。宋大夫用听诊器听了胸部并测了脉搏之后，认为他的心脏还不稳定，劝他不要急于返回地处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因为当地没有医院，看病很不方便。

　　由于渴望早日能够正常工作，胡适并没有完全听从医嘱。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徐秋皎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后，他立刻给老熟人、台湾驻纽约“总领事”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需要说明的是，自从胡适1958年返回台湾之后，江冬秀和儿子胡祖望一直住在美国。

　　7月8日，胡适以院长身份主持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这是他生病半年多以后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9日凌晨1时许，他突然患急性肠炎。几位医生经过6个多小时抢救，才把病情控制住。天亮之后，钱思亮夫妇闻讯赶来，劝他再住医院，他没有答应。7月22日，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等人来访。那一天他兴致很高，还打开酒瓶为客人添酒。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于记者问他是否参加第二次“国是会议”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和他谈到这件事。

　　7月26日，胡适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去信，要请假一个月。请假的原因，是他计划在8月底飞往美国，处理三件事情。其一，参加9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32次年会。其二，夫人江冬秀要从美国回来，他需要前去整理那里的书籍和文件。其三，他第一次发病时病历还在美国，这次去，是想做一次详细的检查。8月3日下午，台大医院的几位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没有发现异常。8月19日上午，胡适到台大医院检查，情况也基本正常。第二天，他给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赵元任去信说，在医生和朋友们的劝说下，他已取消飞往美国的打算。第三天，“副总统”陈诚前来看望，劝他保重身体，最好不要到美国去。

　　8月25日，胡适以顾问身份出席讨论由蒋介石主持的阳明山“国是会议”。这一天正好是他住院6个月的纪念日。为此，他写信给自己的护士徐秋皎女士说：“这六个月里，多蒙你花了五个月的光阴来看护我，‘警卫’我！我在这个纪念日里，特别想念你，感谢你。”这说明胡适是个非常细心和乐意感恩的人。8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设宴招待出席阳明山会议的人士，胡适被安排在宋美龄左侧，其地位可见一斑。9月28日，蒋介石再次宴请胡适，并请他讲话。他笑着说：“医生不许我说话。”(《胡适年谱》第953页)胡适对蒋介石的态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由于江冬秀将要从美国回来，胡适于10月17日下午专门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未见异常。第二天中午，胡适专程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夫人。12时25分，江乘坐的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台北，二人见面后，胡适因为另有应酬，遂安排夫人到钱思亮家吃午饭。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的家属举行“欢迎胡夫人茶会”。在会上，胡适致答词说：“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说话的。太太来了之后，我的家确实温暖了，不像过去那样的寂寞了。太太来了后，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个拘束，就少了一份自由。好在太太每个星期要到城里住一两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两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此外，他还介绍了自己当年相亲而碰壁的事，并且说这就是他主张“怕太太”的真正含义。理由是：“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