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

　　“最好的人选”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兜了一个圈子去香港，把党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意图告诉了叶挺，让他利用与国民党的老关系做些疏通工作。

　　党终于主动和他联系了，叶挺心情大好，逢知己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后，叶挺举家迁往上海，随时等待召唤。

　　然而，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毕竟是被逼无奈。虽然他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六项条件，但实质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没变。

　　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焦点。蒋介石出尔反尔，百般刁难，以至枝节横生。从1937年2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两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却一件事也办不成。

　　如何整编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更是谈判中一个棘手的问题。蒋介石虽然同意整编，但他却坚决要用陈诚为军长，以达到收编红军的目的。

　　双方互不相让，蒋介石最后甩下一句话：“你们去找，我们也去找，什么时候找到一个无党无派的人能胜任军长，什么时候就成立这支部队。”

　　1937年8月，叶挺到新雅饭店见潘汉年，巧遇刚从庐山谈判回来的周恩来。周恩来灵机一动，心想：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最好的军长人选吗?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周恩来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等人表示一下，说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周恩来与叶挺的交谈虽然是认真的，但他考虑到陕北红军谈了七八个月蒋介石才同意改编，而现在提出由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来组建一个军的事，蒋介石哪会爽快答应，所以，并未及时向延安通报。谁知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陈诚一举荐，蒋介石就满口答应了。

　　叶挺的出现，让蒋有了一箭双雕的想法：一是排除了共产党提出的人选；二是可以拉拢叶挺，进而抓住这支军队。他自信只要多做工作，叶挺会听他调遣的。因此，当叶挺表示想用“新四军”番号，继承北伐“铁军”传统，蒋介石也爽快地答应了。

　　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单方面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毛泽东对此颇为意外，10月1日回电说：

　　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武力，用屠杀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要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

　　叶剑英接电后，立即将叶挺请缨当军长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并转告说：“叶挺再三表示，如延安不赞成，他仍可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