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中央放心，叶挺马不停蹄，于11月3日赶到了延安，与其说是“商谈”，不如说是接受“考核”。让他不安的是，延安的欢迎横幅上屡屡称他为军长，而不是同志。叶挺之子叶正明说，叶挺到延安后曾经和毛泽东深谈了一夜，提到恢复党籍问题，哪怕是秘密恢复也好。但毛泽东说：“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而是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作用更大。”叶挺服从了这一安排。

　　蒋介石此时却大为光火。他本以为，叶挺受命后，一定会先向他这个委员长表忠心，谁知叶挺却先去了延安。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连呼上当。

　　磨盘里的一粒砂

　　延安归来，叶挺意气风发地扛起了新四军大旗，他的搭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

　　项英在党内威望很高，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他领导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约3万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劳苦功高。

　　新四军组建初期，叶项二人配合默契。陈毅曾说：“项副军长在中央苏区时代就领导这个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也在赣南。他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同志是过去北伐时代老四军的领导人物，没有叶军长出来调停奔走，要增加成立新四军的困难。叶军长为本军的保持发展尽了最大的力量，这是叶军长的功绩”。

　　1938年初，分散在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军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新四军这支人民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了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挺发现与其说他是军长，倒不如说是军需外交官更为贴切。蒋介石虽然被动地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但在人数、干部、枪械弹药、粮饷服装、驻地范围、行进路线等多方面都限制新四军。接受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部队一个丙等师的标准，而且还经常拖欠。

　　“讨军需”这项令人头疼的重任，只能被叶挺——这个“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作用更大”的人——担当起来。

　　就叶挺的个性来说，他从不乞求任何人，但全军抗日将士的饥寒交迫，迫使他为之奔走呼号。他一次次求见不愿见面的蒋介石，受够了他的冷落；他一回回走老袍泽的后门，虽然这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为了给队伍买枪，他甚至卖了夫人的嫁妆。

　　但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也给叶挺带来了工作上的不便。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认识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新四军内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关系进行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员，新四军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他无从知晓，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他没资格参加，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

　　在给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一封信中，叶挺曾说过：“一个居士不适合当大庙的方丈。”从这句话看，叶挺的苦恼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

　　与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李一氓回忆说，叶挺和项英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矛盾、冲突，项英也注意维护同叶挺的关系，战士们甚至看到两位首长一起浇菜的和谐景象。

　　但在表面的尊重之下，叶挺归根结底还是个“客卿”。当时的党务归政委，军务归副参谋长，这都限制了叶挺发挥其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