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在《云岭》原主编邵凯生看来，石井坑守备战的失败简直是历史的捉弄。

　　指挥员是军队作战的灵魂。政委项英在脱队以前一直大权独揽。两军交火初期，本该用集团军作战的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但这一正确主张却被打了三年游击的项英否决了，他宁愿调回头来兜圈子。而当叶挺接掌指挥权后，恰遇石井坑之围，崇山峻岭中，其实更适合采用游击战。恰在此时项英犯了错误，失去了发言权。

　　而叶挺的一生，恰如其妻子的玩笑话：“尔名与别字（希夷）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

　　阶下囚与座上宾

　　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亲者痛、仇者快的一出悲剧。新四军9000多名抗日将士，除不到2000人突围外，均被国民党顽固派剿杀、俘虏或失散。军长叶挺下山谈判却被无理扣押，关进囚牢。项英、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杨奎松教授认为，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明明是无法容忍其力量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的结果。但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却称新四军是攻击友军的“叛军”。这种说法遭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反而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招安”叶挺，成了蒋介石挽回面子的最后一招。只要叶挺把责任都推给共产党，其他人还能有什么话说？

　　为此，皖南事变的直接指挥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陷阱，妄图以高官厚禄“感化”叶挺。他先是派高参陈淡如做说客；后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拜访；叛徒赵凌波也厚着脸皮来现身说法，被叶挺刮了几个耳光。

　　在上饶集中营，叶挺干脆在李村囚室的墙壁上写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语，前来劝降的人一进门便自知没趣了。

　　说客的级别越来越高，所许的诱惑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逼得蒋介石亲自出马，于是有了1942年5月12日晚的一番“舌战”。

　　据叶挺手记记载，蒋介石一开场便摆出“苦口婆心”的姿态，企图挑拨叶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长篇大论，都被叶挺四两拨千斤地给顶了回去。叶挺开口，先究蒋的责任，继而自嘲：“《孝经》说小杖则受，大杖（往死里打）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随后又提出了宁愿自己“受军法裁判”，也要对仍被关押的新四军干部“负责”，意在促蒋释放所有被俘者。不想，蒋介石却话锋一转说：“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又提出：“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当副司令），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干脆地拦住了蒋介石的话锋，他的结语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一个阶下囚竟然这样驳了蒋介石的面子，简直不可思议。此后，叶挺在一个又一个监狱里辗转，“由一个重围苦斗流血的战场，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