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郑成功病死，郑经尚据驻厦门，清政府派都司王维明、总兵林中等人前往劝说郑经“朝廷诚信待人，若释疑遵制，削发登岸，自当厚爵加封”。此时，郑经尚奉南逃的明永历为正朔，但却又要求清政府依照朝鲜例，准其只对清廷纳贡而已。朝鲜是清朝的属国，郑经的态度，已把台湾视为独立于华夏之外的国家，叛国行径由此开始。

　　清政府虽看到郑经叛国，企图割土分地，但仍坚持争取的态度。再派林忠等人到厦门，诚恳希望郑经明晓大义，派人去漳州议和。郑经见清廷催迫甚急，经与属官密商，打算乘受抚谈判之机，整兵入台，长期占据台湾。正如郑经所言：“逆之，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不如暂借招抚为由，俟余整旅东平（指台湾）再作区处。”于是，郑经伪造了土地、户籍、军械等账册及攻城抢得的清朝印信等，一边佯称献地受抚，接受谈判，一边率师入台。果然，郑经人台后立即宣布拒绝谈判，坚持台湾为一独立国家，只向清廷纳贡。

　　清政府见郑经宣布受抚，而又率部入台，知其“归顺是假”。随后，清廷命福建总督李率泰进攻被郑经占据的厦门，郑经则由台湾返回福建，与清兵交战。郑经一战败北，丢掉厦门，退守铜山。清廷则让李率泰停止进攻，至铜山再次招抚。而郑经仍坚持叛国立场，表示如不让其独立治台“虽死不允”！

　　康熙五年（1666年），招抚大臣孔元章上疏清廷，建议以投诚将领和郑经在大陆的亲戚为说客，至台湾说服郑经，清廷允准。于是，孔元章选择郑经的投诚部将数人，持郑经舅父董班舍亲笔信，由招抚使刘尔贡、马星率领，赴台劝降。康熙六年五月，招抚人员赴台湾，七月返回，带回了郑经分别给孔元章和其舅父的书信，这两封书信进一步表明了郑经割据台湾的立场。给孔元章的书信中郑经强调台湾已“非属中国版图”，他做台湾皇帝“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让清政府以平等国待之，互通信使，互相通商，方可使“彼此无虞，波浪不惊”。致其舅父的信中更明白宣称：“今日东宁（指台湾），乃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帧数千里，粮食数十年……何羡于中土哉！”并说，清政府若以苍生为念，应“以外国之礼见待”，否则，只能是白费气力。其分割台湾野心昭著，气焰十分嚣张。

　　第二年，孔元章认为郑经仍有招抚希望，要求亲自赴台谈判。康熙允准后，在台一个月，无功而返。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亲理朝政，对台湾问题仍然主张招抚。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至泉州与靖南王耿纪茂商量招抚之事，随后派员持诏书至台湾。而郑经拒不接旨，强调台湾“远在东海之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集数十万军队北犯。郑经应吴三桂之约率兵由台湾攻袭东南沿海，占领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城。康熙派康亲王杰书率军入闽，夺回了漳、泉，汀三州，但仍派员与盘踞厦门的郑经谈招抚问题。郑经根本不听招抚条件，回函直言“幸遇诸藩举义，诚欲向中原共逐鹿，……人心思汉，则此一戎旅（指自己的部队）反可转祸为福！”杰书读信后，再派属员去厦门，要求郑经回到台湾，不要掺和在吴三桂的叛乱之中。郑经不思改悔，坚持不退兵，福建总督姚启圣指挥部队攻克漳、泉所属各县，郑军大败。随后，姚启圣再次奉劝郑经：前所提条件朝廷多已允准，与其在闽与朝廷争地，不如回台湾做你的草头王。郑经仍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