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个明君，但也是个暴君。他刚愎自用，残暴多疑，而且还迷信巫蛊。太子被杀，两个皇后或被打入冷宫，或被迫自尽。他任用酷吏张汤，最早发明“腹诽罪”。而汉武帝最受后人非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
为此，他首先处死太子生母、宠妃钩弋夫人，以免他死后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其次托霍光辅佐太子，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顾托得人”。《资治通鉴》载：“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时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大辩论，便是围绕要不要与民争利的问题，结果也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朝终竟走向了衰微，正如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所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实上，历史上的汉武盛世、唐朝开元盛世，最后都成为了由顶峰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
前几年曾有新闻报道，专家经过对汉武帝陵的考察，已经探明大中型陪葬墓120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在两万具以上。当时正是“汉武热”方兴未艾的时候，影视剧《大汉天子》、《汉武大帝》相继热播。看了这篇报道，我只有一个感觉：如果百姓不能享受到盛世的繁荣，反而因盛世而受苦，这样的盛世与百姓有何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