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书屋》杂志2011年第3期

　　民国二十年（1931）9月21日的《华北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今晚不登台演戏，平市名伶程艳秋，原定今晚在中和演《文姬归汉》，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遂于昨日通知该园，今晚决不出演云。”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

　　那时候的程艳秋，已经不是小时候饥饿难忍，放下他的旗人身份，去受苦学戏，以求养家糊口的穷小子了。他此时非但摆脱了贫困，而且成为演艺行业中居前几位的高收入者，即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共同性格，就是怕惹事儿、不敢出锋头。更何况面对时局大变动，绝大多数人选择潜身缩首，不发言惹祸。而一个唱戏的伶人，竟然公开在报上刊登罢演的新闻，于心忧国难者，当然是一种鼓励，而对于迎风闻骚、嘴巴永远朝着奶嘴方向踅摸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傻呆、迂阔。

　　况且他的罢演消息之文辞，其情之激愤，难掩对主持国政的当朝文武官员老爷们的失望和讥刺——一个在那些大人老爷看来，身份低微卑贱的艺人竟然用这条消息，向大人老爷们泼洒了满脸的鄙视！

　　一个伶人对国难的忧愤，当然挽救不了时局的颓倾，甚至也唤不醒几个踟蹰观望、瞻顾麻木的国人，只能留在历史文献上，成为一个资料和文本，记录那个时代。一个身份有别于士大夫，却做出了贤士大夫才能做出的选择。

　　程艳秋深知国破家亡，自己作为一个唱戏的伶人，将会面临更大的屈辱和磨难。次年即１９３２年，程艳秋正式改名为“程砚秋”，并将字“玉霜”更名为“御霜”，以示玉洁冰清，御风霜当有自立之志（《北平晨报》1932年1月1日）。

　　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程砚秋多次拒绝登台演出，不为日本人用歌舞粉饰其占领下的北平。终于有一次在火车站，与日本宪兵发生冲突，打了一架，各地报纸以《程砚秋大闹车站》为题报道此事。从此，程砚秋决定解散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剧团，彻底告别舞台，离开北平，到西郊当起了菜农。

　　在京郊青龙桥附近的偏僻小村，程砚秋每天坚持运动、打拳，但不吊嗓子，每天上午就在房间里埋头读书或写字作画，下午就牵着黑骡子，肩负锄头，去田间干活。有城里的亲友去探望他，问他何时才能重返舞台，程砚秋感叹：“这年头，唱戏这口饭还能吃吗？咱唱戏的也是人，干嘛总被人欺负、受委屈？”

　　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回到北平，重上氍毹，多年后他演出其代表作《锁麟囊》，薛湘灵饱受离乱之苦，终与亲人团聚，那一句“换珠衫依旧是富贵容样”，尽量含敛着的唱腔中显现的百味俱足的喜悦之情，非一般人能体会。

　　二

　　程砚秋之艺术精深高妙，今人韩玉涛先生尤赏程砚秋唱腔之“荒寒之美”，认为其唱腔中有一股士君子之“狷介之气”，因而将程砚秋先生喻为“菊坛杜甫”。研究者认为，后来学程者虽多，仅得一二神韵即可屹立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