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造型，略显陈旧的外表，仅有的装饰就是外部上方装饰着的两道弦纹，这件看起来极简朴的青铜器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之一的“多友鼎”。外表虽简，却铸造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铜鼎中的最长铭文，这段铭文也成为了解一段鲜为人知的战争史的唯一见证。

 

 

1980年11月12日，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下泉村的几个村民在村头东北的河道旁翻土挖沙，就在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只听喀嚓一声，一位村民的铁锨被硬物折断了，起初这位村民以为是铲到了埋在泥沙里的石头，便叫来其他几个同伴，打算合力将其铲除，没想到在深约4米的细沙堆中铲出的竟然是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鼎，看着这个新出土的东西，村民一时间束手无策，闻讯赶来的考古人员立即对这只青铜鼎展开发掘。铜鼎通高51.5厘米，耳高10厘米、宽11.6厘米、厚3厘米，腹径50厘米、深31厘米，口沿外折2厘米，重35千克，蹄形足高20厘米，径7厘米。鼎腹底部附着厚达0.2厘米的墨灰，显然是长时期的炊烹留下的痕迹。

 

与以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相比，长安县斗门镇下泉村出土的这只青铜鼎样子实在是太普通了，半球形体，立耳环底，器腹较深，三只蹄形足，这些都是三足鼎最为基本的形态，除造型简单之外，铜鼎表面也没有装饰精美的纹饰。对此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韩建武做了解释：青铜器发展到西周中晚期，形制逐渐趋向定制，铜器多轻薄简陋，花纹也趋向简单，但长篇铭文较多。以青铜鼎为例，这一时期的青铜鼎主要只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克鼎类，主要特征是盆形体，腹宽大而呈扁体形，蹄足上部一般有兽面装饰，装饰纹样一般为环带纹和窃曲纹；另一种主要以半球形体、蹄足为特征，装饰纹样简单，一般仅以弦纹、重环纹或窃曲纹装饰，多友鼎就属于这一类，它是西周晚期的标准器形。

 

 

随后多友鼎被列入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行列，如此朴素简单的青铜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使它能够成为专家眼中的国宝重器呢？

 

原来，考古专家在清理青铜鼎的过程中发现，青铜鼎腹内壁后方竟然铸有22行铭文，铭文分两块铸成，每行字数不等，共计279个字。通过对铭文的破译，专家发现这只青铜鼎铸造于西周晚期。长达279字的铭文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铜鼎上铸刻的最长铭文。铭文中一共8次提到了“多友”，青铜鼎也因此被命名为“多友鼎”。

 

那么青铜鼎铭文中提到的多友是不是就是鼎的主人？他铸造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据韩建武介绍：史料记载郑桓公名友，或称多父，或称桓友，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的异母弟。对他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虽然西周时期对人们铸造青铜器的条件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就当时而言，铜是极其珍贵的，铸造这么大的一件铜器是寻常百姓难以负担的，而且按照西周的规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等级才能得到丰厚的赏赐，从鼎的铭文中可以得知，如果不是宣王的弟弟，没有爵位和官衔的普通人是不可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和厚重的赏赐的，因此推测，这件铜鼎的铸造主人是郑桓公。

 

铭文中没有直接说明鼎的铸造年代，因此只能根据其铭文中所提人物和鼎的形制特点加以考证。鼎的铭文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就是武公，专家根据这一线索经考证最后确定多友鼎是周厉王时期的产物。

 

通过铭文，人们了解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战争历史。公元前858年，西周王朝的第十代君主姬胡即位，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周厉王，在他统治期间，繁盛一时的周王朝已经逐步走上衰落，当时的周王朝北方边患不断，日益强盛的猃狁民族经常向南侵袭，成为周王朝的严重威胁，因此，西周王朝与周边的猃狁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猃狁是西周时期地处今天的甘肃瓜州一带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在位时，西周就与猃狁在距丰镐二京不远的洛河北岸进行过一场激战，震惊京师，以后，西周与猃狁的战争频发，使得周朝的士兵有家难归，无处安歇。

 

多友鼎的铭文便记录着周厉王在位时期与猃狁之间的一次艰难胜利，铭文对当时发生的战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某年10月，猃狁大规模侵犯西周境内，大片土地被侵占，直接威胁着京师的安全。于是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抵御。双方激战的半个月内，共打4仗，都取得了胜利，杀敌350余人，俘获23人，缴获战车127辆，将猃狁逐出周境内，并救回了被俘虏的周人。武公将多友的战绩转告给了周王，于是周王赏赐给多友包括青铜在内的若干财物，为了感谢周王，也是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多友便把周王赏赐给他的铜器铸造成鼎，作为宴请宾朋好友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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