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一旦游客进去以后，它的湿度变化，再加上它的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我们的壁画都是泥巴做的，然后我们的颜料层，它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的交接材料它是动物胶或者是植物胶，它是一种有机层，如果长期的湿度变化，加上二氧化碳它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它对它的交界层肯定会有影响的。

为了减小人为因素对壁画病害的潜在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每个洞窟的不同位置，精心设置了各种探头，让这些灵敏的传感器全天候跟踪监测，捕捉日照的强弱，温度的高低，湿度的波动，气流在洞内循环的复杂路线。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也逐步实施干预，将开放的60个洞窟划分为12条参观路线，对每天的游客实行分流。

预防病害的加重需要循序渐进，而治疗病害，修复壁画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一系列修复工作不仅是最精细的手术，也是最高超的艺术。清除粉尘；注射乳胶；排出空气；滚压表面，一次手误眼错便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多年来，共有3000多平方米濒危壁画和百余尊彩塑，在这里起死回生。修复壁画，手感的培养极为重要，培养手感，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操作经验，而一个助手起码5年之后，才能开始壁画的简单修复。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壁画修复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我们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和工艺，我们必须有针对性的找到适合于这一个洞窟这一个时代它的绘画的工艺，它的技术，还有它病害表现的形态，就是把这些针对性的选择我们的材料和工艺，所以这个难度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你们一个洞窟怎么会修七八年，或者十年，实际上这个难度，我们有时候如果找不到那种合适的材料，我们宁可先不动它，如果你动出了问题，这是不可挽回的，这一点现在在我们每个做保护的深脑海这是非常要牢记的一点。千万不能拿一种材料到处去用。所以这是非常难的。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拥有国内人数最多、技术最精的7支壁画修复队伍。莫高窟正在为中国，也为世界的文物保护积累着经验——新疆的克孜尔石窟、西藏的布达拉宫乃至阿里的古格王国遗址，都在陆续借鉴莫高窟的壁画修复经验。

怎样才能将灿烂的敦煌文化永久保存下来，这是每一代敦煌学者苦苦探求的问题。当数字化浪潮涌进二十世纪末时，保护敦煌的人们捷足先登，开始了大规模计算机存储与再现系统的研究。最初提出并组织开发数字化敦煌的人，是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这个壁画已经留存一千多年，我们有一种理想希望它的再能保存一千多年。但是它的趋势是慢慢地退化，所以说这个怎么办？我们做档案吧，就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录像带、电影胶卷，最后都不行，你比如说照片，中间是可以的，两边变形了，颜色有时候也错， 录像带他们告诉我要消磁，他们告诉我说，电影胶卷也要变，那怎么办，这也是困惑。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型就是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樊锦诗。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她告别恋人，来到荒凉的敦煌，成为守护莫高窟的一员。1998年樊锦诗上任之后，多方面和专家讨论、探索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也多次到国外学习先进的文物保护经验，最终身处信息化时代的樊锦诗想到了利用电脑技术。为此，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中心，将现代技术引入对敦煌壁画的保护中。

数字化的漫游，首先要用数字技术记录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部信息，用平行于壁面移动的高精度数码相机，依次对洞窟壁画分幅拍摄，从而得到高分辨率的壁画图像。然后把单幅的数字图像拼接成整壁的壁画图像，并通过相关专业软件处理，保证图像色彩和几何比例的准确性。

经过数字扫描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就能使墙上和洞中千姿百态的壁画化作数据，供人们长程传播和随意检索。观众将在虚拟的洞窟中，从任何距离和角度，鉴赏到高清晰、高保真的三维图景。

世界各地的敦煌研究专家足不出户就可对洞窟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最终达到研究与保护的双重目的。目前的数字化技术，已经能让参观者借助屏幕，犹如身临其境地从任意视角，观察洞窟里壁画与雕像的每一个细节。洞窟实景漫游，不但能避免彩塑、壁画受到人为的潜在危害，也能为这个艺术宝库保留一份精美的电子档案。

几百座石窟的无限风光将被压缩进几块小小的芯片，人们在慰籍与惊叹之余，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任何先进完美的存在形式，都永远代替不了真实的敦煌。最宝贵的，永远还是墙上的每一寸泥土和每一滴笔墨。

莫高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存，它赠予世人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留给后世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在千年风霜磨砺和屡遭人为劫难后，现代人的科技文明和勤劳智慧正在为它抚平皱纹和创伤。在不可抗拒的时间法则面前，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但我们相信，在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呵护下，莫高窟那古老而美丽的生命一定会得以延续！

（责任编辑：多宝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