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私人藏品，险些给主人招来杀身之祸；一张成都地图，引出一起文物倒卖大案；一张石刻分布清单，使大量文物险些遭遇不测。

1987年 4月 1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居民王光奎，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将珍藏多年的鸡毛信、邮票以及乾隆年间的古墨等100余件物品，捐献给了黟县档案馆。

王光奎花费近四十年收集的这些藏品，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价值不菲——其中仅国家二级文物便有三件。其中日本著名画家左屯绘制的12幅木版彩色水印花鸟画，艺术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87年2月24日开始，平生痴迷收藏的王光奎，却对那些曾经令他爱不释手的藏品，表现出难以名状的恐惧。最终，干脆将它们悉数捐献给了档案部门。

王光奎的这一反常举动，令毫不知情的人们议论纷纷。只有王光奎心里最清楚：就在前不久，这些藏品不但令他寝食难安，还险些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盗窃、倒卖、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仅1983年至1986年，全国便发生盗窃文物案125起，盗走文物1701件。

1987年2月24日，黟县公安局接到上海市公安局发来的紧急电报：有两名刑满释放人员，近期将从上海动身向黟县流窜，很可能去抢劫当地一位姓王的收藏爱好者。

从黟县公安局反馈的情况来看：53岁的王光奎居住在县委大院里，他从13岁开始陆续收藏了许多古董之类的东西。这与上海警方提供的信息大致吻合。

电报还显示，两名犯罪嫌疑人曾经因抢劫被捕入狱，不久前刚刚获释。

然而，他们究竟什么时间到达黟县，上海警方却没有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尤其令警方感到困惑的是，当时黟县仅仅是个不知名的小县城，经常被许多外地人读做“黑多县”，两名犯罪嫌疑人远在上海，怎么会对王光奎的个人情况掌握得如此清楚呢？

黟县公安局杨勇跃：他们曾经也因为抢劫被判过刑，出来以后，他们也是为了生活选择了收购古董这个行当，他们就认识了南京一个姓徐的，他老家是黟县的。1986年姓徐的就陪徐琴（化名）和姚项天（化名）他们到黟县来过，就跟王光奎地摊上有接触，王光奎还带徐琴（化名）姚项天（化名）到他家里去过，也给他们看了一部分东西。

其间，他们曾经提出，用200元钱收购王光奎的所有藏品，结果遭到王光奎的断然拒绝。警方据此推断：两名犯罪嫌疑人属惯犯，此次来者不善，如果铤而走险，势必危及王光奎全家的安全。

在通知王光奎本人注意防范的同时，黟县公安局开始了周密部署。他们首先安排警力，密切关注出入黟县的外地流动人口，并迅速在全县设立了许多监控点。

一张无形大网，正在悄无声息地张开，等待着犯罪嫌疑人的出现。

然而，从2月24日接到电报开始，已经过去两天了，黟县警方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正当大家怀疑消息是否可靠时，2月26日中午12点，犯罪嫌疑人终于出现在了黟县县城北街。

不过，根据上海方面的通报，流窜到黟县的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两个，此时怎么突然多出一个人呢？

钱丰黄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其实上海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线人。当时因为通讯工具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他借机会找了一部电话，向上海局指导他的这个民警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我是穿了一个什么衣服，请当地的同志注意。我们马上派了民警上街去，因为人是流动，他不可能出来再就不动，然后就去找，结果他们很快就回来，我好象记得就是五点多钟时候，他回来以后，他讲已经发现这些人，一个人是穿着报告的线人的衣服，还有两个全部穿的黄大衣。

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一旦明确，黟县警方便立即采取行动，打算“请君入瓮”——不露声色地迫使他们，入住便于警方控制的旅社。

于是，无论他们走进哪家旅馆，都会被事先安排好的便衣警察以客满为由拒绝入住。最终，他们不得不住进向阳旅社——那个警方早已安排妥当，便于控制他们的旅社。

然而，刑满获释不久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在向阳旅社登记时，便使用了假身份证。随后，又接二连三地施展起了小伎俩。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觉察到警方的任何动作，只是由于做贼心虚而屡屡试探。

虽然黟县公安局部署周密，命令民警们分组、分区跟踪监控。然而，犯罪嫌疑人的花招，还是给几组跟踪的民警造成了很大干扰。怎样才能将跟踪的时机与技巧，掌握得恰到好处，无疑是个巨大挑战。

杨勇跃：黟县街人口少，尤其是那个时候人口更少，所以街上晚上到七、八点钟基本上是看不到人。所以那时候跟踪就比较难了，我那时候为了不暴露目标，就装成一个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地，就跟着他们后面，而且我还自言自语地，说一些当地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以为纯粹是一个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