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中提到：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共藏有中国文物163万多件，私人收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则在上千万件以上，而这些文物绝大部分都由非法盗墓者手中卖出的。国家为追回这些流失的文物，要历经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有些损失却是我们永远无法追回的。

在文物法修改之后，全国的公安机关适时出击，抓获和惩处了一批又一批盗墓分子，在对犯罪分子打击的同时，也对愈演愈烈的盗墓之风起到遏止和震慑的作用。此外，各级文物部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保障文物安全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旅游事业发展的关系，以及文物保护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方面，遇到了众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这一伟大的人类艺术宝库，走马上任的樊锦诗感到了沉重的压力。2000年她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梱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忡。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这个是有一个社会风气的，我碰到大概是三次，这个是不是跟我说半天，就是想要上市，我说这不行，因为什么，我们来这个地方，国家让我们来是保护，我没有听说文化遗产可以拿去上市，那上市总是有风险吧，挣了钱是好，那要是赔了呢？我拿什么给你？我没有任何权去动一指头壁画。

樊锦诗开始四处奔走，她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樊锦诗所说的敦煌急需要抢救和保护的现状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时一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以所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名义，擅自改变文物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把国家和全民所有的文物和风景名胜资源当作地方经济资源，将之纳入到旅游企业进行市场化经营。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后来我正好出差，我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因为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委员，我就到处去找，他们说找找人大或政协，然后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说非常感叹，他说这是自毁长城啊。我说是啊！国家文物局连这么老牌的遗产都保不住了，那你国家文物局还管什么呀？后来我说如果谁要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也管不着，那我就首先辞职，把帽子还给你，然后你们怎么做，我不就管不了了，绝对不能在我手里说，在樊锦诗手里去上市去了。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梱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但有关旅游文物资源的开发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争论却没有因此而中断，这一争论推动了《文物保护法》的又一次修订。在2002年10月28日修改的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二十四条明确提出：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文物保护从性质上来讲，它是一个公益事业，文化来讲它是一种文化属性，是文化的活动。文化的教育，发挥文化的作用。所以它不是让你去把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去开发去利用。

原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绝不能说我们文物工作本身具备了经济功能，这是完全错误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把文化遗产当摇钱树还是作为我们经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圣地是教育人民，所以我认为文化遗产我们文物工作，对于社会的分工来说对于社会是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而不是为了国家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一个根本认识的分歧。

作为中国第一个旨在专门针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一本小册子必将载入史册。2002年1月，四川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在这个条例中，明确规定禁止在世界遗产核心区建立宾馆并对遗产地内的环保车船的使用做了明确的规定。不只是四川一个省，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也在着手思考如何完善文物保护这个议题。

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案。修订后的文物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新的文物工作方针，并将其上升为法律准则。文物法的修订对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我们去触摸古人留下的历史遗存时，仿佛是与先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古迹与文物是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实物证明。文物是中华民族魂之所系、根之所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对保护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资源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众多遭受破坏和流失的文化资源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人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修订完善后的这部法律，一定会更加有效的保护我国文物资源，让这些储存着不同时代人文信息、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密码的文物资源得以永久传承。

（责任编辑：多宝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