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古墓被盗的惨状，当地的一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人士忧心如焚，开始了呼吁行动。

祁波，礼县人，靠着勤奋从县通讯员当上了《甘肃日报》社的记者。

《甘肃日报》当时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介绍：1993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记得五月份有一天我上来到这一带进行采访，第一次上来我点了一下有6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上来我数了一下，满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两千四百多人，波及到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整个大堡子山群众来盗墓的有一些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一家有时候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年6 月20号，《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前，已经了解礼县盗墓活动的、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即赶往礼县。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绮玲介绍：上了大堡子山以后看到当时挖的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坑坑洼洼，有一个比较大的墓可能就是后来说的中字墓，有很多的没有点完的蜡烛，还有废弃的手电筒，到处都扔着呢，就说明这些盗墓者除了白天光天化日下挖以外，他们晚上也在抢时间，挑灯夜战。据说当时的文物贩子是坐地在那收，如果挖出来的是铜器、金器、玉器文物贩子就收，如果是陶器，文物贩子不收，所以他们就当场砸碎了，非常可惜。

从盗墓现场回到礼县招待所，陈绮玲副省长心情沉重，彻夜难眠。

回省城之前，陈琦玲副省长又召集有关人员，在天水市召开了更大范围的专题会议。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又召开了联席会议。

接二连三的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会议精神的贯彻，基本遏制住了礼县的盗墓活动，现存在礼县博物馆的部分文物就是那时截获并保护下来的。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当时上去那个现状是惨不忍睹，满山遍野都是巨大的坑洞，就跟上甘岭战役写的美国人炸的上甘岭一样的，全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坑洞，满山遍野都是。

现状如此，那么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被疯狂盗掘后的墓地上能有重大发现吗？能够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吗？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这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陶少女头像，是《中国美术史》选用的经典。

在大堡子山脚流过的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是一条倒流河，从东向西把卤城、祁山、等三国名城和大堡子山串连在河道北岸十公里长度的距离内，在那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廊。然而，正是这条长廊所拥有的地下丰富的遗存，却使它遭到了两千多年不遇的最严重的破坏。

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和礼县博物馆清理了一座车马坑、两座大墓和九座小型墓葬。这是两座“瓦刀”型车马坑。西面的车马坑盗损严重，已无发掘价值，考古人员就发掘清理了东面的车马坑，也叫一号墓。这座车马坑全长36.5米，墓室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根据遗存残迹判断，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总计葬车12辆，马48匹。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大墓，标号为三号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底中央也有腰坑。

这次发掘，使考古队员倍感痛心。偌大的墓葬，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没有发现重要的器物，收获极小，只有坑底比比皆是的盗洞，给考古人员留下了伤心的记忆。

长115米、深16.5米的墓道，怎么会盗的那么干净、彻底呢？

大堡子山掏墓的人七八百人，上千人，卖吃的、啤酒，卖凉面的，都上山搭的帐篷。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一开始挖的时候因为是人太多，人山人海，各自为阵，互相往下挖，但是挖下去以后发现墓土永远取不干净，他们又在墓地下又开始一直就随着墓土乱碰乱摸，这要墓土还有，他就一直随着墓土往前走，结果大家挖的是一个墓，那个墓太大，所以就形成了像地道战一样的，留着土柱子，大家就四处乱蹿。

由于盗墓者对大堡子山的盗掘是从墓地的东北和北部开始的，经过几年的盗掘，逐渐蔓延到墓地的中心区域，所以盗洞均按中、小型墓的规格，五到七米挖一个，竖挖下去之后，盗墓者按照土色留下防止塌方的保安土柱又横向挖掘，最终盗洞相互串通，当恰巧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时，其他盗墓者便蜂拥而至劫掠干净。

尽管如此，让考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分布特点和墓葬的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却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陵区的主人会是谁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现在盗墓都是集团化的，有人负责收赃，有人负责销赃，所以很快，他有专门的渠道，现在包括在日本的美秀，法国的吉美，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精美的，无论从他的艺术价值还是从它的历史价值来说那都是无法估量的。

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只是把文物就地卖给了天水人，然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短时间内却出现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也正是有关专家、学者对一时间国外、国内出现的这批文物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逐渐揭开了这个陵区的主人之谜。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了出自甘肃省礼县的五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金饰片镂压鹰、龙图形等，长52—57厘米、宽32—37厘米，与中国海关查获的二十余片走私金箔如出一辙。

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