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出土的器物亦可证明姑师人的祖先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绿洲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颇为广泛。洋海墓地出土的乐器更是西域青铜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凭证。

 

箜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奏乐器之一，最早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后来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极为流行。中国最早的箜篌实物均出土于新疆地区，时代距今约两三千年。目前已发现的5件箜篌实物，有3件出自洋海墓地。其中一号台地一座墓葬出土的箜篌较为完整，由音箱、颈、弦杆和弦组成，是中国乐器史上弥足珍贵的重要发现。

 

箜篌虽然是从西部传人新疆的，但新疆出土的箜篌无论从材质上还是从加工技法上看，都是当地人制作的。这一时期传人新疆的箜篌与后来随佛教一同传人的箜篌无论在外形还是在功能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别。特别是在功能上，据专家研究，早期的箜篌无法将琴弦固定于某一音节上，所以只能在吟唱等场合配合使用，而无法单独演奏乐曲。

 

通过墓葬中的器物我们还可以推知，在两三千年前，吐鲁番地区最早的原住民、洋海墓地的主人——姑师人的一支，并不是那种逐水草而徙、居无定所的游牧民，而是过着半定居的畜牧生活。史前姑师人的墓葬中也常见有粮食和水果遗存，说明他们从事农业特别是园艺业生产的历史十分古老。张骞出使西域时见到的姑师人是“颇知田作”。《汉书·西域传序》中还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姑师人有自己基本固定的活动范围——村落，死后葬人氏族公共墓地。墓葬大小和随葬晶多寡区别不大，表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是基本平等的。

公元前5世纪后，氏族墓地中出现了大家族合葬墓，其基本结构与1994年发掘的车师贵族墓葬基本一样。这说明由史前姑师文化到汉代车师文化，首先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形成了有特权地位的大家族。随着这种大家族势力的不断扩大，出现了超越氏族的公共权力，最终发展为城邦国家。交河城的出现就是吐鲁番绿洲城邦国家确立的标志。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中，楼兰倒向汉朝，车师倒向匈奴，这缘于他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气候，物产遗失的历史需要专业的眼光才能发现并读懂。那些在沙漠中已存在数千年的被黄沙埋没的墓葬，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一个个的沙丘，而考古学家却能从这些沙丘和那些出土的看似普通的器物上解读出一段消失的古国史。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洋海墓地中的器物便是无言的证明。文明的发展甚至也是不由自主的，尤其是处于东西文化交流通道处的姑师，以及西域其他城邦国家，都被卷人人类文明发展的洪流。

 

无论是分裂前的姑师国还是受到汉朝打击分裂出来的车师前国，其国力在西域三十六国中排名均不靠前。而在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中，楼兰倒向汉朝，车师倒向匈奴一边，这也缘于他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气候、物产。

 

当时的形势是：车师前国距匈奴右贤王的王廷较近而且没有什么天然屏障阻隔，但距汉朝设在西域罗布泊及现在轮台县一带的军事基地较远，且隔着大漠戈壁和如同月球表面一般荒凉的库鲁克塔格山脉，这就使得当车师前国受到威胁时，匈奴的驰援较汉朝更及时、方便。车师前国所在的吐鲁番盆地气候温暖，水源丰富，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匈奴和汉均曾在此屯田，也都将其视为提供农产品的战略基地而不容对方染指。加上车师处于南北和东西交通要道上，如同一座可提供水草的陆桥，将位于该国北方的匈奴右贤王大本营和位于焉耆、危须一带的由匈奴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驰援，而无乏水草之虞。

 

与车师同时的楼兰，距汉朝势力更近些。当汉朝势力扩大到能完全保护它时，楼兰王国就选择了降顺汉朝。而处于汉、匈两大势力之间的车师前国只能首鼠两端，服汉则叛匈奴，服匈奴则背汉，无法在大国争霸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

 

汉之后的车师更是命运多舛。车师国破亡后，虽然国王、贵族和部分民众流落异国，但其余民众作为吐鲁番地区的一个少数族裔还是留存下来，成为高昌郡和后来高昌国的国民。他们和周围汉化了的其他族裔一样，虽然有汉姓汉名，但多以国为姓，如来自粟特地区安国人的后裔就以安为姓，康国人就以康为姓；车师国人，特别是王族多以车为姓。

 

姑师，这一古老的由家族而来的城邦国家，尽管她在人类文明血脉中跳动的声音不够宏亮，但却以毛细血管般的丰富，以她微藐轻弱的涓涓细流，使人类文明的支脉得以延续畅通。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