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板画的中心是多人物的宴饮场面。宴饮宾客的酒席设在毡帐外的空地上，人物或站或立，宴会正酣。帐内夫妇对坐举杯。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宴饮场面也如《吐蕃传》的描述：吐蕃“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实以羹酪，并而食之” 。画中宴饮者盘盏酒肉等细节已不容易看清了，不过吐蕃人的生活方式于此可见一斑。

 

明显可指为吐蕃民族习俗的是赭面。“赭面”就是用赭红的颜色涂在脸上，有的涂成满面，有的画成对称的条纹，应是由吐蕃民族自远古传下来的习俗，带有原始禁忌的遗痕。郭里木棺板画上的人物，不论男女，面部都用赭色涂画，男子涂画较满，女子多是对称画出的条纹，带有某种化妆的特点。很显然，这些用赭红色涂画的人物面部就是“赭面”，它是古代吐蕃民族长期形成的特有风俗。

 

《吐蕃传》记载吐蕃赭面的习俗曾因文成公主进藏之初，“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其国中权且罢之”。这个习俗并没有自此消除，大概在文成公主安居其地后，赭面的禁令就被解除。到松赞干布的孙子赤松德赞主政时，吐蕃旧有的本教习俗禁咒，包括赭面在内，仍是朝廷推行佛教的障碍。如赤松德赞发布的兴佛盟书(第二盟书)中批评的那样：“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敬奉神灵之方法与仪轨不符，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贤者喜宴》)可见吐蕃人赭面习俗之顽强。这种赭面的习俗，在后来藏族的历史上还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郭里木棺板画上的赭面人物活动场景，除了上述可与文献对读的内容外，还有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情节，如驼运送别等等。民间的画师用写实的笔法，生动地绘出了古代吐蕃民族的一幅幅社会生活画卷。

 

2001年下半年，郭里木古墓墓地就被盗墓贼发现。2002年8月，青海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两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彩绘棺板画。发掘者认为两墓为公元700-750年之间的吐蕃赞普墓。我们认为两墓既不是“吐蕃赞普墓”，亦非某些学者认为的“吐谷浑王墓”，它极可能是苏毗贵族墓。

 

发掘者注意到棺板画上一个细节，“吐蕃墓棺板画中有两处出现树纹，这在中国传统狩猎图中是没有的，因此，很容易令人想起西亚、中亚艺术中的‘生命树’”。其实，这两处表现“生命树”的画面应该是苏毗人崇祀神树的场景。据《隋书·女国传》记载，苏毗人“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郭里木棺板画所绘神树上有绳索，也许是苏毗人举行人牲祭祀时使用的绳索。

 

另外，苏毗人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重女轻男。《新唐书·东女国传》说：“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故称“女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毗国实行一妻多夫制。《唐会要》记载：“其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尤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郭里木出土的棺板(见棺板彩画临摹图)上有一幅男女合欢图，对苏毗人“一妻多夫”的习俗作了生动描述，并非时下所言藏传佛教密宗的修行或吐谷浑巫师作法。《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苏毗女王夏季“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棺板画中正在合欢的女子身穿青色长袍，正是史书描述的苏毗女王的形象。《旧唐书·东女国传》称，苏毗人“俗重妇人而轻丈夫”。《唐会要》、《通典》进一步描述说：苏毗“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则有多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该从母姓”。《隋书·女国传》又载：苏毗“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据英国藏学家托玛斯(F.W. Thomas)考证，汉语“金聚”一词，来自藏语khyim-tsun，意为“家人”。我们以为，金聚当即《唐会要》所谓苏毗女王的“侍男”。郭里木棺板画上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以及正准备与青衣女子合欢的男子，表现的正是苏毗女王的“侍男”或“金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