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生前曾被立为皇太子，人称章怀太子，后来因为他反对母亲武则天持政，被废了太子之位，并被贬到四川，死时年仅32岁。他的儿子李守礼受父亲的连累被长年囚禁在宫中，直到中宗登上皇位，才给李贤平了反，李守礼也被释放出来，并继承了其父邠王的王位。李守礼还曾先后担任过刺史、司空等官职，司空即是主管皇宫手工业作坊和金银铸造业的官员，所以他也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财宝。因此最初参加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学者推测，这批器物是邠王李守礼埋藏的，埋藏地点在邠王府内。

　　何家村遗宝中明确标有年代的租庸调银饼，上面刻有开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731年的字样。租庸调银饼是地方缴纳给官府的税银，它是一种有价值的原材料，不直接充当货币进行流通，通常需要将它制成其它器物之后才有明确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银饼按原样保存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而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的年代应该都不会晚于这块银饼的年代。因此，专家们将开元十九年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

　　何家村遗宝是在建筑施工时偶然发现的，埋藏遗迹明显没有经过任何修饰，似乎是在慌乱之中埋藏的。

　　开元十九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而激烈的事件，使身份显赫的邠王李守礼要在慌乱之中匆匆埋下这些珍宝呢？

　　陕西省考古所原所长韩伟：“既然这个文物的时代我们看是开元天宝以前的，那么当时最大的政治动乱是什么，只有安禄山之乱。”

　　专家们推测，在这场空前的战乱中，邠王李守礼仓皇外逃，将这些财宝匆忙埋入地下，成为不被人知的珍藏。这种观点相当有影响，被人们沿用了三十年。然而，近年的考古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邠王李守礼他早在安史之乱十几年以前他就已经死去了，所以何家村遗宝和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从邠王李守礼这个人来看，这个唐书里边对他有很明确的记载，这个人生前是挥霍无度，放荡不羁这么一个人。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手里头掌握着这么大量的财宝，他很可能就把它挥霍掉了，不大可能留在自己的手里还去借债，所以他的年代上和他本人的性格上看，这批东西很难推测是李守礼的东西。”

　　何家村遗宝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进行了钻探，基本上探清了兴化坊的大致范围。人们将钻探报告与唐代文献对比后，这一结论得到了支持：何家村遗宝出土地点并不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边。

　　如果何家村遗宝与邠王李守礼无关，那么它们埋藏于安史之乱这一结论是否仍然能够成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判断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依据呢？

　　何家村遗宝中大量的金银器皿，包含了从初唐到中晚唐的不同器型与纹样。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几件鎏金银器，它们明显的特征是装饰着阔叶大花。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认为，这种风格是在唐德宗时期开始流行起来的。

　　每个时代流行的东西都会打上时代特有的印记，它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花纹类型学就是通过对不同时代的花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何家村有一些器物，它上面的花纹明显的要晚于安史之乱，就是大概在唐德宗这个时期。”

　　唐德宗时期，也就是公元780年到805年之间，它的最上限也比安史之乱晚了二十多年。但遗憾的是，考古花纹类型学研究的缺陷，是很难确凿指出某种花纹的起止时间。而考古发现的局限性，也很难发现一种花纹的出现、流行和消亡的全过程。因此，这一有见地的结论还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现在，让我们结合唐代兴化坊的居住者来探讨一下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年代。

　　根据文献《两京新记》和《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唐长安城兴化坊中曾经居住过的达官显贵除邠王李守礼和京兆尹孟温礼之外，还有驸马都尉元孝矩，密国公封德彝，嗣虢王邕，晋国公裴度；都官郎中窦泉，长安主簿李少安，职方郎中萧彻，尚书租庸使刘震。

　　如果我们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何家村遗宝埋藏年代的看法划定一个范围，来考察这几位在兴化坊居住的人谁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这个范围应该是从“安史之乱”到德宗时期，也就是从公元755年到公元805年的五十年间。

　　元孝矩、封德彝、嗣虢王邕生活的年代早在公元705年之前，当然可以排除；晋国公裴度是在公元806年之后，身份才逐渐显赫起来，萧彻死于公元835年，因此，裴度与萧彻生活的时代太晚，也可以排除；都官郎中窦泉和长安主簿李少安，两人官职太小，很难与何家村异常珍贵的遗宝相联系；孟温礼住的位置不合。因此，曾居住在兴化坊的人当中，可能与遗宝有关的只有德宗时期的尚书租庸使刘震。

　　文献中记载，刘震宅在“东门之南，京兆尹孟温礼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