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它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而每有进奉，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等古代东、西方艺术珍品，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有过的辉煌盛况。

　　随着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 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和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这些不同来源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有考古学家推测，与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刘震，是当时最有可能接触这批财宝的朝廷官员。在大规模战乱发生时，是他将这些皇室拥有的财宝埋藏起来。也正是他的这次埋藏，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遗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

　　专家们在对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进行成分测定后，发现这些金器的含金量最高达到了94.36%，其余成分是银、铜、铁等。而银器的含银量最高达99%以上。唐代工匠完全可以根据金银器皿的不同性能和要求，选择不同金银含量的比例。

　　唐代工匠们不仅对合金比例的掌握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从这些银碗、金杯、银盒来看，它们的器型也都相当规整，扣合十分紧密。这几只素面小银罐，上下以子母口相扣合，使空气完全无法进入，以至时过一千余年，它们白色的内壁仍然铮亮如新。即使在今天我们用手工制作金银器皿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

　　这件如小手指般大小的金梳背，套上梳齿后就成为了一把发梳，它是贵族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品。在唐代，女子的头上往往要插上数把这样的发梳。这个金梳背是用两片薄如纸张的金箔做成的，上面有用细如发线的金丝盘编的花纹和直径0.5毫米的小金珠镶嵌，它的焊缝非常结实，至今牢固如初，没有丝毫的裂缝和脱落。它使用的什么焊料，用什么方法焊接，一直是未解之谜。

　　这件兽首玛瑙杯它的产地目前还无法确定，有人说它来自希腊，也有人认为它来自波斯，至于它的制作年代更是众说纷纭。我们听到的最早的说法为公元前2世纪。如果真是这样，在它与何家村遗宝一同埋入地下以前，已经是一件传世近千年的古物了。

　　自从何家村遗宝被发现以来，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不懈的在对它进行研究和探索，何家村遗宝的秘密也许早已随着那次埋藏而被尘封起来，因此我们今天的种种猜测与疑惑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我们只能透过历史烟尘，努力寻找真实，接近真实。或许这就是考古学最迷人的光彩。它挑动着人类不倦的好奇心，吸引着我们不断去寻觅和探索。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