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避讳的历史很久远。战国时的著作《春秋公羊传》就提出了避讳的原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讳其名及曾有过的不光彩事。儒家讲究“正己教人”以治天下，为尊者讳，以树立一个道德伦理的高山，让芸芸众生仰视，便成为一种统治手段。

汉文帝叫刘恒，便“命令”比他早不知多少年的姮娥改名嫦娥，直到现在这位广寒宫的美女，还没有恢复原名；朱元璋当过和尚，称帝后，像名人阿Q先生一样，对“僧”、“光”、“秃”等的同音字非常忌讳，大臣拍他马屁，说他“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的，他认为“光”就是光头，“生”就是“僧”，二话不说，将大臣砍了头。清初一个《明史》案，犯了皇家的讳，江南便有70多个文人掉脑袋。

避讳注入权力的因素，变成强制性的，就变成了权力对处下位者的凌辱了。人们当然要反抗、要嘲弄这样的避讳。

《籍川笑林》记载，五代时十朝名臣冯道要人避讳，教书先生给冯家子侄讲道德经首章，那开头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竟然读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了州官田登强求人们避讳，点灯只能说成“点火”，元宵节竟贴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告示，百姓嘲弄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然而，尽管人们嘲弄，居上位者强制避讳依然兴趣盎然，想一想，其中大有玄机。其一，可以让人钳口，掩盖不光彩事。某权贵曾做过屠夫，自觉没面子，于是一批文人在为他作传时便苦心孤诣，造出“少年操刀以割，有宰治天下之志”的马屁文章。其二，可以塑造自个儿的高大形象，为今后胡作非为造个屏风墙。清朝自《明史》案后，大造文字狱，当时可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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