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过于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 。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今天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何谓“大学”

不清楚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但这个翻译的确很妙。倒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大学”这一说，《大戴礼记•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更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上还有对“大学之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但按照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的解释，这两段对“大学之道”的解释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这的确是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过梅先生并不将它仅仅理解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的古之大学之道，而是认为它也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或者说，现代大学的实质精神。这与近代以来动辄用洪堡、纽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学理念来理解大学的流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梅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工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五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得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