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也。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出逃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是甘地所宣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的地方。
　　
　　这样看来，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很长，大意是当时在被拘禁在菩提寺，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王维一时泪下，偷偷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