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俯《秋声赋》

 

书为心画，一直为历代书者品评书法的要旨。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书者与书作之间存在莫大的联系，所谓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如王羲之，如颜真卿，如苏东坡。然而，历史从不那么“尽如人意”，书品与人品，就如艺术与政治一般，总是若即若离。道德伦理纠合、糅入艺术判断，使得书法史中于人于书的品鉴存有许多模糊和争议之处。而正是这些争议，才让我们得以读懂历史的曲折与复杂，看清人性的内在张力与矛盾。

 

赵孟俯(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俯自幼学书，广采博收，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赵书诸体皆善，尤精楷行，其书温雅秀润，遒劲圆熟，为唐以后书法集大成者，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元史》有载：“孟俯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赵孟俯之书论，在书法史上影响深远。赵氏强调“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体。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体弗妙，虽熟犹生”；同时提倡“古法终不可失”，通过玩味法帖，体会古人用笔之意。然而，后世对赵书却褒贬不一，可谓誉之甚荣，毁之甚烈。如清冯班言，“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

 

对赵孟俯的争议，多缘于其矛盾复杂、坎坷尴尬的一生。赵孟俯生活于南宋王朝大厦将倾的时代，其虽为贵胄，但却生不逢时。元朝建立后，御史程钜夫奉召搜访遗逸于江南，在其多次劝说下，赵孟俯答应出山。元世祖见赵之后，惊羡其为“神仙中人”，并给予种种礼遇。然久居庙堂，赵孟俯发觉，忽必烈对他的“重用”，仅是出于抚民的政治需要，其言行亦多受蒙古大臣猜忌、排挤。遂称病辞官，闲居西湖，谈艺论道。然一旦出仕，则身不由己，虽欲归隐，但成宗、仁宗仍委以重任，以笼络士人。这使赵孟俯更感凄苦、困惑，唯藉诗书解脱，其晚年诗作“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即是其内心苦境的真实写照。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为明代书法开派之人。董其昌出身贫寒，但仕途得意，三十四岁中进士，从编修、讲官直至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学书出于偶然，董十七岁时参加会考，以文才论，董其昌本应第一，但主考官却因其书法不佳而将其列为第二。董其昌颇受刺激，乃发奋临池。初学颜真卿、虞世南，再学钟繇、王羲之，其书飘逸空灵，儒雅平淡，颇见禅趣。行笔秀逸古朴，疏朗匀称，力追古法，有本有源。董其昌强调临书而不死临，重视传统而不蹈袭传统，注重书作的“士气”，于微妙之间显露文人性情。董书倍受康熙、乾隆推崇，帝王偏爱，引得世人皆习董书，清代“千人一面，全国一体”的馆阁体亦由此而来。

 

然而，董其昌于书法上的巨大成就却掩不住其人品上的瑕疵。董其昌成名之后，地方官僚豪绅纷至沓来，求字求画，附庸风雅。时时沉浸于官帙名利之中，滋长了董其昌的骄奢淫逸之气，终日横行乡里。万历四十三年(1615)，董欲占佃户之女为妾，其子为父强抢民女。事情发生后，时人编出故事，曰《黑白传》，藉以表达愤怒之情，董其昌闻之甚为恼怒，并疑为乡人范昶所为，遂派人逼问，致使范昶暴病而死。范门妇女到董家哭闹，又遭凌辱。范家随即报官，但官府碍于董其昌之名，拖延不决。这更激起民愤，最终引发“民抄董宦”事件，董家宅院在如沸民怨之中被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