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有一种主流意见，即认为中国的科学只是十八世纪欧美的科学革命产物，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而且没有科学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科学与科技在十六世纪已有相当成绩，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科学与科技发展的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十七、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士和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的输入，这导致中国人未能通过他们去了解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

　　从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及传教士对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同时，也证明了傅兰雅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以图改变中国的失败。然而，这些失败并不代表中国对科技没有兴趣。

　　中国科技的成长始于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清代艺术、仪器和技术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包括康熙时期的时钟制作、传统工厂的玻璃器皿和耶稣会士与圆明园建筑等在内的许多技术都与他们有关。此外，中国在明清时期所生产的瓷器也足以印证当时中国已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尤其以景德镇瓷器最为突出。

　　问题是，为何中国在十八世纪没有经历欧洲的“牛顿世纪”，而要等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才认识到数理推论分析？

　　以往的耶稣会士曾靠着与欧洲一些科学院的联系，在科学发展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法国耶稣会士利用一七四二年出版的《历象考成后编》一书，向中国介绍牛顿，但该书也只是提到牛顿的名字，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说。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罗马教皇还没有废除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耶稣会士已经遭西欧的有识之士揶揄嘲笑。当时，法国人拉格朗日、达朗贝尔、孔多塞和德朗布尔，已经把数学及微积分中概率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例如微积分中的概率，提供了一个数理架构去评估个人意见的合理性，预测个人行为将会带来的后果。遗憾的是，耶稣会士在十八世纪从未把这些西欧的新科学传播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很多论述以中国的外在因素作为理由，去解释为何牛顿式革命在亚洲那么晚才出现。有些人仍坚决认为清政府在一七九三年太过封闭，因此错失了认识刚刚崛起的现代世界的黄金机会，这些看法都不过是事后孔明。不论是马戛尔尼、他船队的机械工匠，还是天文数学家登维德在一七九三年到达中国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拍卖会中购得由德国制造的天象仪，上面已经涂有东方色彩的外表来迎合中国市场。后来，马戛尔尼参观了奢华的清帝花园，看到里面放满了“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如天体仪、太阳系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于是停下来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学仪器的限制。当时有人提出，中国人应该会对英国的机器更感兴趣，但是因害怕聪明的中国人很快便能够复制那些出口的机器，结果有关建议就被完全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