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着名的绞刑架。

　　在档案馆里查阅历史文献，常常发现教科书是误人子弟，培育简单的头脑，所有复杂的背景、复杂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全部做了简单化处理，先遵循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再划分一好一坏两个阵营，好的特别好，一尘不染，坏的特别坏，一无是处，然后颂扬好人，鞭挞坏人。这些年，观察国人品评时事，常显出儿童般的思维水平，确实与这种失败的教育有关。

　　从张作霖处死李大钊谈起

　　过去对历史的了解只限于官方的教科书。对历史的了解真可谓固陋寡闻。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闲谈中听沈阳大帅府的老馆长讲起了张作霖。这位老馆长是国内张作霖研究的专家。他的观点非常有独到之处。他谈起了老张在治理东北时候的贡献。在当时在张作霖的治理下，东北政通民和，经济发展繁荣。他举例说了几个第一，比如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了陆害空的军队，第一个建立了中国的空军，第一个建立了电报局，等等；

　　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我，当时对老馆长的观点表示不赞同，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其中的一个观点是，张作霖是杀害共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刽子手。我的本意是想用这个观点，驳斥对张作霖的赞扬。

　　可是听到老馆长的讲诉以后，我无言以对，并且由对立面并变成了老馆长观点的支持者。当时表示，有时间详细听老馆长讲诉他的研究成果。可惜，由于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

　　以下把当时老馆长的观点写出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张作霖的真实情况。

　　当时的军警在李大钊住所的床底下，翻出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文件，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叛国罪（现在叫颠覆政府罪）都是重罪，李大钊自己知道此罪必死无疑，但是他大义凛然，提出，你们可以判决我死罪，但是我不能死在枪下，更不能用斩首的野蛮刑法，他要求用西方的文明刑法，绞刑，对他执行死刑。

　　当时中国执行死刑，大部分还用的是杀头的方法，执行枪决已经是很进步了。按照常里来说，李大钊的提法完全是无理要求，任何政府包括现在的文明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何况张作霖是个识别不了几个大字的土军阀。

　　可是事实完全相反，没有多少文化的土军阀张作霖不但没有不理，而且对李大钊的提议表示尊重。为此，他命令驻外领事馆，向有关国家购买绞刑架，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了绞刑，费了很多的周折，最后从美国买到一个绞刑架，完成了李大钊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