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先由博古做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他在报告中认为党中央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接下来，由周恩来做副报告，即关于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正当博古准备让大家讨论以上两个报告时，洛甫大声说：“我讲点意见。”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洛甫的开场白还是使许多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博古、李德显得十分紧张。接着，洛甫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的错误和机会主义错误等。洛甫的这个“反报告”真可谓一鸣惊人，震惊了大家，尤其是博古和李德，更是如坐针毡。博古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下午会议刚刚开始，毛泽东便一反过去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惯例，第一个开始发言。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军事策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娓娓道来，时而诙谐幽默，时而严肃认真。随着毛泽东的发言，大家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的发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花去了近两个小时。许多人被毛泽东讲课式的发言深深吸引，只有博古、李德等几个人脸色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沮丧、尴尬。

　　毛泽东的发言完了。至此已经有四个人作了长篇发言，但都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各自不同的心理，他们谁也没有触及到最高权力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将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尽管许多人心里明白，除了毛泽东没有别人，但究竟由谁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呢，历史选择了王稼祥。

　　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的发言后，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毫不犹豫地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但伤口的巨痛险些使他摔倒，但他仍然不顾伤痛，激动地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虽然不长，但掷地有声。发言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三条意见：
 

　　一、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

　　二、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提议召开遵义会第一人;在毛泽东发言后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他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第一人，能如此坚决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王稼祥：“他是有功的，他是在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义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他当时疾病缠身，虽然会前有人劝他不必参加会议，但王稼祥却说：“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要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正是这个疾病缠身的人的明确发言起到了一票定乾坤的作用。

　　继王稼祥之后，洛甫、朱德、刘伯承、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李德、博古、凯丰等孤立了。最后会议做出了几项决议，其中就有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之后组成了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而实际上毛泽东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