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3]。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4]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