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城之后，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中共中央给了她一个中宣部处长的职务，其实她也不去上班。1955年中央给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主席的生活。

　　江青得到了这么一个“秘书”衔，马上便神气了许多，对身边的人架子大了，对治病和照顾也更挑剔。江青还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非但如此，她在外地的一些作威作福行为，在解放后的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这段时间里，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城北的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幸亏当年国内民航机航班还很少，对外未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过江青凌驾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上的心态这时却显露无遗。

　　江青回到中南海，虽处于毛泽东的眼光下，周围的卫士也了解她的为人且不惧怕，因此还不敢提太过分要求，却也是越来越难侍候，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当时她虽然还不敢动手打人，对不满意的卫士却要罚站。有的医生解释说这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当时卫士们便纷纷私下议论：

　　“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

　　“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每逢江青回到菊香书屋，都会出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的事，不是为了打扑克，或是有什么声音干扰了她。江青吵遍了周围的人，所以毛泽东跟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对江青的种种无理取闹，毛泽东也感觉厌烦，据李银桥回忆，他曾这样抱怨过：

　　“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随后，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解放后的养尊处优，助长了江青的奢侈享受之风，不过仅仅如此，在政治上还不至于对党和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严重的情况在于，生活上的奢华，又激起江青早年野心勃勃的习性，权力欲随之膨胀。而且她窥视着政治风向，终于越来越多地掌握了政治权力。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人说，自50年代以后，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很少，感情生活差不多结束了，一度很苦闷。然而过了不久，江青在政治上却活跃起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倚重。

　　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与毛泽东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忆录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到广州时便对她和丈夫陶铸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这个政治上的“帮助”，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释，便是从50年代后期起，她便成了在国内进行政治观察的一个“游动哨兵”，特别是观察宣传文艺界的动向。从1962年起，江青开始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公开露面，后来又频繁地在宣传文化界发表讲话，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泽东一再批评斥责江青时，还都肯定她在这些问题上“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