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这场高调宣扬的比武中，霍元甲已经不战而胜。为了满足台下观众的热情（笔者尚未查证到同盟会设定的入场券票价）,主办者只好邀请观众上台打擂，“以不伤对方为原则，以身体倒地分胜负”.一场关系到民族荣誉的大战，至此演变为一场集体联欢。霍元甲及其徒弟自然是轻松获胜，自此在上海滩打响了名头。

　　霍元甲的品牌在上海滩立足后，同盟会再接再厉，于1909年当年就开始在闸北的王家宅筹备“精武体操会”,自然挂的是霍元甲的名头：由霍主持精武技击并习军事，农劲荪担任会长。“精武体操会”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为目的，招收12~35岁的健康男子，每人收会费鹰洋2元。

　　次年，大清政府依法批准成立“精武体操会”,首批会员73人，成为日后反清的骨干。而霍元甲本人也在随后不久离奇死去，一般认为是被日本人下毒致死。

　　枪杆子脱手

　　同盟会对精武会的“类黄埔军校”政治属性，毫不讳言。孙中山的亲密助手邵元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时有北方拳术家霍元甲到申，先生（陈其美）重技术，就相结识，谈论间颇觉霍君富爱国思想，乃运动上海各界人士为技击者谋划创办学校，挑选同志中志向坚定体格强健者，由霍君传授拳术，并及军事，以应革命之需要。”（《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日后，当精武体操会改造为精武体育会时，处在政治低潮的孙中山亲临训话，俨然将该会当做了自己的军官学校。

　　其实，类似精武体操会这样的武术团体，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这其间，自然有着强身-强国的朴素追求，但背后也掺杂了各种政治势力跑马圈地、拉杆子聚团伙、以期实现“枪杆子（包括刀把子）里面出政权”的现实目的。

　　同样在1909年，性格温和的苏州人，也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建立了“观前大街市民公社”,后来改造为“苏州市民公社”.根据“公社”的章程，“本社以联合团体，互相保卫，专办本街公益之事为宗旨”,属于街道商民的自治机构，但这些“居委会”却在不久后以健身强体为理由，获得政府许可，建立了准军事的保安组织。由苏商体育会等自治机构演变而来的“苏州商团”,到民国时居然发展成下辖45个支部、2000余名“团员”、1400多杆枪及其他军用设备的庞大武装。

　　其实，在大清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的分离趋势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并在关系到政权根本的警政、国防方面屡有突破。早在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就成立了“保卫局”,由官、绅、商联办，行使地方的公安大权。而新政改革中，上海成立了“南市商会公会”（上海商团公会）,公开组建武装力量，在政府许可下，配备了160支步枪及500发子弹，人员多达2000人。其后，这支商团武装更名为“上海保卫团”,在上海历次的政治武斗中，时而唱红脸，时而唱白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开创了上海地方武装干预政治的传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来是中国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的，这条真理的反推也无数次地被历史所应验：枪杆子脱手，政权一定会出问题。晚清政治改革不断加速，并最终失控导致翻车，其中，包括准许地方建立准军事力量，乃至允许这种准军事力量脱离中央的直接控制，都直接引发了中央权威丧失、凝聚力涣散。大量地方准军事力量的出现，并没有推动宪政改革中设定的地方自治，相反，却推动了地方的离心，并为日后军阀林立准备了丰饶的土壤。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由爱新觉罗家族大一统的中央独裁，转变为各地实力派在地方上的小型独裁，共和取代了君主，却没有改变权力万能及赢者通吃的规则，“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依然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非是把主语“皇帝”替换成了别的与时俱进的名称而已。

　　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功夫卓群的霍元甲，自然也无法逃脱作为枪杆子的宿命定位，以一个英雄的悲剧，演绎一个时代的悲剧，去激励无数生活在悲剧时代中的时人及后人……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