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时和公相，声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一时，贵位无不仰其鼻息，视之如泰山之安”,或“恃为奥援”极力攀附之。故而，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骛，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补子是官服，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而时风可见一斑。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两淮盐政是一肥缺，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称：他于嘉庆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时，馈银二十万两，“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并奇巧之物，不可胜计”。

　　和珅婪赃纳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或自上索贿，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或监守自盗，亏空国帑。其二，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多与和珅有关。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还挖空心思，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推出“议罪银”制度，规定凡官员坐罪，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然而，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形成恶性循环。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 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