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