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毅同志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同志那里。
少奇同志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我回答说：“刚才去过，已经交代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
接着，少奇同志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少奇同志先是询问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社会关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他摇摇手，喝了一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我见少奇同志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娶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为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同志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告辞了，但少奇同志却象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接着，他又问我：“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操心，我自己会处理。”少奇同志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听了这一席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呆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同志时，我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就是所谓“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的全部情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为进行对敌斗争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的。林彪、“四人帮”诬蔑是刘少奇同志派我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去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完全是颠倒黑白。至于以后三次出征上海和南京，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新四军，林彪、“四人帮”移花接木，罗织罪名，足见其手段之卑鄙！从少奇同志在我临行前的一席谈话中，能见到所谓“勾结”、“乞降”的影子吗？丝毫没有。这里，充满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充满着一个共产党人对汉奸和日寇的蔑视，充满着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伪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专作这篇短文，一是为澄清历史真相；二是告慰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领导——刘少奇同志。（原载五月十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1980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