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2日第四版 作者：方为  原题为：史学何以值得尊重——反思中国史学传统

　　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发轫较早同时又具有奠基意义的学问，非史学莫属。在传统中国，历史学更源远流长，被誉为“古今之大文”（洪亮吉语），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独特地位。梁启超谓：“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又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然而，位置重要并不等于值得尊重。中国史学凭什么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恐怕要从学术传统中寻找原因。

　　讲究实证，是中国史学最鲜明的学科特色，也是它有资格被作为“科学”对待的重要理由。史学，讲的是用事实说话。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记录历史，推崇秉笔直书，所谓“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秉笔直书是要冒风险的，史学家要真正做到，就必须一秉至公，不为名诱，不为利动，不为势移，将历史记录作为千秋之事。像齐臣崔杼杀死齐庄公，当时的史家即据实直书：“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面对淫威，抱必死之念，坚定前行，这样的史家没有理由不受到尊重。二是研究历史，讲究言必有据，不为空谈，即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钱大昕语）。真正严谨的历史研究，绝不止步于孤证不立这种常识性的要求，而是强调要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占有历史资料。穷尽资料是不可能的，但不能成为轻率结论的借口。那种撞到沙丘即宣称发现新大陆，捡到孤木即吹嘘拥有大森林的做法，素为严肃学者所唾弃。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并不少见。

　　崇尚经世，推动着中国史学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史学，就其观察方式，是面向过去，但其出发点是服务当下，着眼未来。历史学当然能够成为一些人多愁善感、发思古幽情的工具，成为炫耀博学、招摇过市、哗众取宠的资本。但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经世才是它真正的宗旨所系、要义所在。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理论层面而言，主要是借助正统的经学和史学建立起来的，并通过经学和史学得到维护，即“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熊赐履语）。

　　清儒章学诚就明确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正因为史学是研究治乱盛衰之学，为学理政者不可丝毫忽视。著名学者凌廷堪对弟子说：“至若史学，则所关者甚钜。向所立《资治通鉴》课程，不可间断。诚以此书乃史家之绝业，治乱成败，了如指掌。读之则眼界日扩，识见日超。读一次则有一次之益，二次三次则有二次三次之益。不特免王充陆沉之讥，由此而措之，且可成为有用之学。”

　　然而，史学经世的方式，不是简单地按照统治者的需要炮制御用文章，不是为了迎合流俗的偏见别有用心地歪曲和剪裁历史，而是坚信“学问乃千秋事”，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直言无隐，独抒己见，通过对历代盛衰成败的理性思考，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分析，鉴往思来，对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