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当时的广州市政府职员年轻化倾向十分明显，25~50岁的青壮年占到75%，正是年富力强，且具有相当的变革与创新精神。
推动骑楼景观，建设“见称于国内外”的模范城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广州在软硬件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筑路、园林、治安、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做法，令广州博得了“模范市政之誉，见称于国内外”的美名。
陈炯明推动广东省会警察厅颁布了《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其中规定：“凡堤岸及各马路建造屋铺，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建造有脚骑楼，以利交通。至檐前滴水须以水槽、水简引水透入明渠，不得另设檐篷，致碍行人而伤堤路。”由于骑楼街道被视为城市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因而，民初广州建造的马路大多设有骑楼。骑楼成了近代广州城市独特的街道景观。
1912年3月，陈炯明下令将一部分裁余民兵编为工兵，拆除正东门城墙，同时计划辟宽马路，开民初拆城筑路的先声。到了市政公所时代，制订出修建39.4公里现代化道路的计划。1921年初广州市政厅成立前，修筑成惠爱路、一德路、丰宁路、永汉北路、万福路、百子路、德宣路、文德路、永汉南路、越华路等花砂马路。至1921年，广州城区内已筑成的近代马路和街道达27公里，另有12公里马路正在修建之中。工务局与卫生局还用新式街沟法成功地改造了广州市失修、水泄不畅的排污渠沟。
上世纪20年代初孙科主政时期的广州，在观音山、东较场、海珠三地各规划建成一所公园，东较场公园还附设公共体育场。此外，公安局将全市分为12个治安单位，任用了4046名警察，广州的社会风气得到很大的改善。市卫生局把全市分为6个卫生区，每个区有5人负责管理，全市有800名清道夫扫除大街，并有苦力打扫小街偏巷的秽物，同时在市民中大力普及卫生知识，对浴室、餐馆、旅店等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也制订了新的规则。
兴学兴教深得人心
金融商业成功转型
在当时主政者的构想中，广州应当成为中国最进步的都市，于是大力兴办教育，公私学校大量涌现。192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选在广州举行，以广东提案为骨干，制订覆盖全国的学制系统草案。这次年会和新学制系统草案使广州成为全国教育界的焦点和关注的中心。而作为新学制试点单位的执信学校，也成为中国最早实行新学制的学校之一。
进入民国以后，广州传统商业开始向近代转型，而百货商业的发展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国内近代化的大型百货零售店最早就是出现于此。如20世纪初在西关一带的商业中心成立了光商公司和真光公司，后来又有先施百货、大新公司等，逐渐形成了长堤、西濠口商业中心。
同时，金融业也在转型。票号、钱庄、典当、银炉坊等旧式金融组织日渐式微，华资银行却迅速崛起，广州进入银行业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保险业也逐渐走向繁盛。直到抗战爆发前夕，广东仍是拥有保险公司最多的省份。
专访近代史学者叶曙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谈不上谁背叛谁
广州日报：您曾经说过，在民国初年，有两个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宋教仁，一个是陈炯明，能否为我们详解一下？
叶曙明：当时大家都把共和宪政挂在嘴边，但真懂得怎么去干的人并不多，宋教仁和陈炯明是属于少数真心想践行共和宪政的人。宋教仁的主要贡献在于搭建国家政体框架、建立议会政党和议会政府方面。而陈炯明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兴学、筑路、禁赌、吏治、法治等。
广州日报：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您是怎样解读的？
叶曙明：与孙中山的恩怨，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陈炯明后来背叛了孙中山。其实，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是合作与共事的关系，并不是追随的关系。早期的同盟会不是一个很严密的政党，合则来，不合则去。因此，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分歧，是政治理念的分歧，谈不上谁背叛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