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是近年来引起颇多讨论的一个话题。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当然，我国现行的宗教政策，并非一律禁止任何佛教露天造型。现行法规、政策性文件中的所谓“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主要是指露天宗教造像的高度比较高，或者在一定范围内露天造像的数量比较多。具体来说，根据《宗教事务方面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细则》的规定，“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是指单体宗教造像的高度（含基座）或长度超过10米，或者群体宗教造像数量超过10尊。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国务院令412号），明确规定修建大型露天佛像为一项行政许可，审批权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无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或外修建大型露天佛像都要经过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按照上面的标准，我国众多著名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大同龙门石窟、洛阳云岗石窟、四川大足石窟等，都是群体造像数量众多，属于大型露天宗教造像；而像乐山大佛，更是单体宗教造像高度超过10米，自然也是大型露天宗教造像。那么在我国古代，对于这些大型露天造像，有什么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呢？

　　在乐山大佛修建的唐代，佛像受到唐王朝的尊重和保护。《唐律疏仪》卷十九“贼盗”中明确规定：盗、毁佛像、天尊像，罪同大逆，甚至佛殿内物品也被视为御用之物，这样佛、天尊从僧道祖师先圣的地位，在法律上进一步与帝王并列，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但在唐代，建造佛像，特别是耗资巨大的露天佛像，也并非没有争议，政府也并非放手不管。乐山大佛的修建，始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在此前不久，武则天时期，朝廷曾就修行大型露天佛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主张反对修建大型露天造像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当时的朝廷重臣狄仁杰，《全唐文》卷一六九收入了狄仁杰的《谏造大像疏》。狄仁杰认为：即便是僧尼出资，最终还是耗费百姓钱财。乐山大佛的修建其实也是如此，最初源于僧侣倡议筹资，但最终还是政府接手“烂尾工程”。狄仁杰反对这类修建大型宗教造像的原因，主要在于耗费太多，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少数。

　　在乐山大佛建造之初，主要是由海通法师向四方募集善款。但民间筹资修建大佛，没有政府支持，不仅资金有时难以为继，而且还容易遭到各种势力的敲诈。海通法师面对地方官员的索贿敲诈，剜目明志，不久后圆寂，乐山大佛工程就此被迫停止。十余年后，地方政府开始接手乐山大佛工程，并争取到了中央财政支持。安史之乱的爆发，朝廷军费紧张，乐山大佛修建的工程不可能再争取到“麻盐之税”，工程也就不得不再度停歇下来。43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利，捐出五十万钱，再度恢复了乐山大佛的修建。

　　乐山大佛的修建完成前后耗时90余年，正如狄仁杰所料，乐山大佛的修建，最初是由民间发起，最终在中央财政与政策扶持下，由地方政府完成。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动用政府赋税徭役修建乐山大佛，而且得到朝廷批准，是因为唐朝与吐蕃作战，所需要的后勤供给，都要从成都经岷江再转运大渡河，而乐山大佛的修建，被认为可以保障或保佑军需运输的安全。历史学家郭沫若《我的童年》指出，“很深很阔地把山崖凹陷进去。这在当时大约是为减杀水势的原故吧？但就在那样功利的目的之下，竟凿就了那么一座伟大的佛身，作为永远的装饰。唐代封建文明的进步的确可以惊人的。”他在晚年著作《李白与杜甫》更一步说“减杀水势”才是真正的“功利的目的”，而大佛本身不过是“作为永远的装饰”。

　　修造乐山大佛之处，自古就是水利工程要地。在此建佛，古人认为有防止水患的作用，而乐山大佛的建成，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这一功效。故唐代朝廷、各级政府对这一大型露天宗教造像，都持积极扶持的态度。宗教造像与惠民工程有机结合起来，是乐山大佛历经近百年，最终得以建成，没有遭到政府政策禁止和各方激烈反对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