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绝：中国荒唐的缠足史(2)
方绚在书中把女人小脚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间者）；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衩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所谓竹笋式者）；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脚背丰满隆起，如佛头挽髻，所谓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称之鹅头脚）；曰“穿心莲”（穿里高底鞋者）；曰“碧台莲”（穿外高底鞋者）；曰“并头莲”（走起路来八字的小脚）；曰“并蒂莲”（大拇趾翘起来的小脚）；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曰“千叶莲”（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曰“玉井莲”（跟船一样的小脚）；曰“西番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五术”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那么，这“香莲十八名”则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了，同时也将小脚文学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两朵金莲”审美趣味的惨痛代价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是啊，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
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 ，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
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两朵金莲”不啻为一个阴险的咒语，让历史的另一半呻吟了上千年。
放足之艰难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有个大员上奏说：“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传为笑柄（见《菽园赘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希望家乡人放弃缠足陋习，并下决心不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一举措使康有为在家乡受到很大排挤。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窟。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也要劝别的女子不再缠足。
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
当然，中国妇女不缠足并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为“帝国主义”那里来的人，她能够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这一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几项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发布谕令，说官员可以劝止缠足。
（责任编辑：抱抱熊）
相关文章：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精彩推荐：用冷静浇灭心头火
